我记得，小时候爸爸从远处回来。总是问我，想他了没有。然后问我：“在哪里想我了。”我就指指心脏的位置。事实上也是，我一想起爸爸，我的心总是有点颤抖，或感觉有点轻微的痛。真正是从心里想他了。
想，对一个人来说，比说还要重要。因为，说你还要顾及到听话人的感觉，听话人愿意不愿意。而想，它是自私的，唯我的。除了表达出来之外，对别人不产生影响。所以，在中国大街上有几只石猴子，卖的相当哲学。有一只捂着耳朵，有一只捂着眼睛，有一只捂着嘴巴。意思是：不该听的别听、不该看的别看、不该说的别说。
可是，不准思想的和不准想念一个人，只有在共产党的时代才开始流行在中国。
中国的父母养育小孩，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孩子的吃喝拉撒上，至于孩子精神上的健全与否，总是不太关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为孩子的吃喝拉撒花费无尽的精力，但是他们也懒得甚至完全是没有意识对孩子说上一句“我爱你”，所以，孩子对爸爸妈妈，以致我们长大以后对异性说上这么一句话都感到脸红。这种从小养成的生活的被关注状态，使得我们过于注重生活的问题，总是喜欢到处寻找美食，一种生活化的倾向最终培养起一种口腔化的倾向。中国的烹饪如此发达，恐怕就跟我们这种生活化的倾向有关。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国人跟西藏人有着太大的区别，西藏人吃饭似乎是为了增加能量，是为了活着，而中国人则好象活着是专门为了吃饭似的。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热衷于“请客吃饭”，其实都是通过关心对方的身体而体现自己对对方的“有心”。所以我们平常见面，往往情不自禁开头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吃过饭了没 有？”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所为，其实即使是政府也如法炮制，而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中国传 统社会的政治治理，也是将这种对生活的关心发挥到了极致。儒家治理国家的三字诀——养、教、治——总是把“养民”看作政治的第一要务，而法家的祖师爷管子则更是明确断言：“仓廪实而知礼节。”好象一旦脱离了对生活的给养，必将天下大乱一样。所以中国历朝历代，无不围绕这个“养民”问题而大做文章。一直到近代的
既然对生活的关心体现了“有心”，那么对那些“搅乱秩序”的“坏人”与“恶人”进行惩罚，当然也是对其身体进行侮辱、控制或者消灭而来得合理并有效得多。所以肉刑的存废 问题在中国古代几乎是法律史的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即使形式上废除了，实践中总是死灰复燃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加以滥用。至于象髡、耐这样的剔除头发或者鬓角 的刑种，西方人简直是闻所未闻，也不得其解。可见凡是我们要表达对别人的反感或者不满，总是喜欢拿他们的身体出气。但即使如此，我们在遭受这些身的伤害的情况下，也还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身延续下来，所谓“好死不如赖活”，就深刻反映了我们对身的依恋与眷顾。正因为如此，打开中国二十四史，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勾践的人物简直不胜枚举，而且还会受到卧薪尝胆之类的赞许。甚至那些罪犯临死前也要喝酒吃饭，看似壮行，其实则是“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式的对身的眷念。
这样对生活的眷念，在道家“为腹不为目”的人生哲学里恐怕达到了顶点，以致后来依托其思想基础的道教总是喜欢通过修炼而达到长生不老的观念，不知让多少人为之痴狂。而儒家虽然不象道家那样为了明哲保身而使身退出是非领域那么消极，但自孔子开始，一直就有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大夫情怀。孔子 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实就是将身从道不行的现实生活中撤出。所以在中国古代尽管也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豪情，但这往往是自己的身受到他人的心 的牵引而付出的牺牲，更多的情况都是钱谦益那种“水太寒”的苟且偷生的态度。
所以这种对身的极端眷念，不仅使得普通百姓都十分看重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且也使得统治者总是解决“民生”一样的饱暖问题，而把对身的发动的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尽管道家的“愚民政策”不是后来统治者公开宣称的治国法宝，但至少对于思想的垄断与专制几乎是千篇一律。这就完全造成了一种个人没有精神的被奴役状态，使得个人仅仅体现为一堆保养起来的肉体，个人独立的人格观念也就根本无从得以产生。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想的权利。那就可以认定为什么权利都几乎没有了。
今天，共产党对西藏三区的寺院和三区藏民采取的就是这种禁止思想的“愚民政策“。
禁止想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达赖喇嘛。这样，在西藏今天存在着不可以思想的比就西藏的奴隶还要可怕的奴隶制度。
这就是今天发生在西藏拉萨打砸抢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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