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和中国党文化的矛盾已经不是几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够相互认同。西藏文化以仁爱、宽恕为基准。而中共以仇恨、镇压为手段。
下面是转载，一个台湾籍的女孩，阮淑英的在MooK的博克[印度180天瑜伽修业旅行]中，题为[我和一位政治犯的語言交換}一文，说明领略到西藏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的内在差别。西藏是西藏，中国是中国。从什么角度看西藏也不能是中国。
住在藏族社區，若不學點藏文，似乎過意不去，尤其我長的又有點像藏族女孩，若能說一點藏文、融入當地文化那該多好。
我不像ANDY那般認真，自己找家教天天上課，外加早晨六點鐘爬起來背誦藏文……因緣際會我遇到了辛給，剛好他想學中文，所以我們約定每天下午兩點半語言交換。
每天早上上完瑜珈課，我會找個餐館吃飯做筆記，時間一到就往幸給的住處走去。他與他的藏族朋友租了一層小小的公寓，兩個大男人窩在一個儉樸的小房間裡，除了床與書架，就容不下其他的家具了。
有時候我到了幸給的房間，剛好他的室友在睡午覺，幸給說沒關係，我們就照平常一樣繼續聊天。貼心的幸給總是為我倒杯西藏香草茶，外加一盤餅乾，才開始了我們的中文藏文課。
說了中文二十幾年，我還是生平第一次教。幸給給了我一本數年前他朋友送給他的中文教科書，我打開一看，差點沒暈倒，全部都是漢語拼音與簡體字，翻開教科書後頁，原來是大陸教育局編製的。
小時候我學的是注音，所以要教他之前，我先向學習中文數年的ANDY求救，幫我惡補了漢語拼音後，再到網路上下載漢語拼音的規則，然後再慢慢的教幸給。
半個小時我教他中文、另外半個小時他教我藏文，我的藏文是從零開始的，幸給對我十分有耐心，分明我一個字都記不起來，還一直誇我聰明。
藏文比我想像中的複雜很多，就連書寫的文字對我而言都像從外太空蹦出來的，前面後面上面下面加一個符號，就變成另外一個字與不同的發音，學的我頭疼的不得了。
幸給的中文已經有了一些基礎，還可以與我進行一段小小的會話，我問他之前在哪裡學普通話的，他回答我說在監獄裡。
「甚麼？你做過牢！」我問他。
「對呀！」幸給一貫傻笑的回答。
「在哪裡？」
「多久？」
「為甚麼？」
「你做了甚麼壞事？」我不停的追問著。
「在西藏，我坐牢三年，因為……」
看著憨厚老實的幸給，我真的無法將他與“壞人”或著“流氓”這幾個名詞連在一起，幸給給我看了一張整整三大頁的報導，是一位他的美國友人為他寫的關於他與在監獄裡發生的故事。
經由他本人的同意後，我將這篇真實故事翻成中文與大家分享。
我的名字是幸給，今年28歲，現在住在印度的達蘭撒拉。
我是在西藏出生的，我的弟弟叫做清民，他今年27歲，雖然他不是我的親弟弟，不過我們從小感情就很好，跟兄弟沒兩樣。
我的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10歲的時候我就到成都的僧院出家當和尚，清民幾乎在同時也跟我到了同一個和尚院。
1994年的時候，我、我的弟弟與其他三個和尚寫了一封信並貼在成都僧院的牆上，信上說我們希望漢人能夠離開西藏，並且祝福神聖的達賴喇嘛能夠延年長壽。
中國警察發現這封信後，便展開搜索的行動，但是沒人露口風，所以警察也查不出來究竟是誰幹的。
1995年，一個到過德國的高喇嘛招募和尚到他新的僧院，於是我們搬過去那裡。
1996那一年，中國政府與西藏人民之間的關係十分的緊張，主要是跟中國綁架新的潘陳喇嗎(Panchen Lama)有關，他是由神聖的達賴喇嗎正式宣布為第十世潘陳喇嘛轉式的化身。
但中國卻另外放了一個他們自己選的潘陳喇嘛取代真的潘陳喇嘛，一個會盡忠中國政府的人，同時中國政府也下令西藏人民禁止存放達賴喇嘛以及真潘陳喇嘛的照片，觸法者將處以20年的有期徒刑。(這樣的緊張局勢一直到現在都還存在著，潘陳喇嗎自1996年被中國政府綁架後就音訊全無，他當時才六歲。)
在僧院我們的信仰是忠誠的，也討論過暴動抗議，但我們沒有付諸實行，取而代之的是四個人寫了一封信，信上說我們不認為應該尊從中國的指示，並且極力主張每個人應該站起來爭取西藏的自由。
我們是和尚，自早就決定要花一生的時間遵守佛法的教義並弘法，中國怎麼可以說我們與我們祖先來自內心的信念是一種罪呢？這封信在半夜被貼在僧院的牆上。
中國政府得知此事後十分的生氣，警察局長還親自出動到我們的僧院要求每一個和尚寫一張表格，包括肇事者本人的姓名、父親的姓名、出生地、出生日期以及其他的資料。中國警察比照表格與信件的筆跡以及藉著僧院裡間諜的幫忙，找出了寫這封信的五個和尚，我和我的弟弟就是其中的兩個。
1996年10月，我們被警察關在監獄裡，我們被虐待、鞭打、被電線電。之後我們被送到成都大監獄的暗房裡關了四個月，戴上手銬與腳銬，並且不停的被處以棍刑，然而當我們分別被帶到辦公室裡受中國警察詢問是誰寫這封信的？是誰在背後指使的？是誰給我們錢作這些的？我們每個人的回答都是「我，除了我以外沒有別人。」
他們不斷地用粗棍子、石頭等刑具鞭打我們，一直到我們失去意識為止，再往我們身上澆一盆冰水喚醒我們繼續打，更多殘忍的處罰發生在我們身上，但我們的答案仍是「就是我幹的，除了我沒有別人。」這樣的情形持續了數個月。
4個月之後我們從暗房移到一般牢房，並開始作搬運石頭的苦力，我和我的弟弟就在此時被判刑3年。
在監獄裡，我們被分配到清潔中國警察局廁所的任務，這是一個十分骯髒的工作，目的是讓我們感覺自己一文不值，當我們被排泄物玷汙時，他們不容許我們清潔自己。
監獄餵我們吃的食物既髒又冷，通常是煮過的白菜，那些白菜是菜市場早就不要的，不僅臭酸了，還有蛆和蟑螂在上面爬，我們都因此生病了，不只是我跟我弟弟，所有在監獄裡的人、包括老人，都這樣地被對待。
我和我的弟弟當時被分開關在單人牢房裡，當時的我病的非常的嚴重，全身都充滿了劇痛，沒辦法走路，而且無法控制自己的排泄物，牢房裡沒有廁所，所以地板上都是我的尿液與糞便。
1998年1月15日，7個犯人，包括我和清民被送到一個新的監獄。在新的監獄裡食物好了一些些，不過工作粗重很多，我們砍柴、過濾沙土、種樹，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九點，工作結束後我們被強迫看中國政治傳播的電視節目，一直到10點息燈。
中國常常向我們說，「佛教一點也不和平」，並且禁止我們用任何形式去禱告，我們不能交談更不能說悄悄話，總是有警察躲在背後抓犯規的囚犯。
我病的越來越重，身體到處都不對勁，我的弟弟和其他囚犯試了很多次要警察帶我到醫院幫我檢查身體，他們每問一次、就會被鞭打一陣，然而他們並沒有放棄、仍繼續詢問。
終於最後監獄答應讓我去看病，但醫院那邊要我們預付3,000元人民幣，我們當時根本沒有錢，監獄答應我弟弟在警察的陪伴下，可以到外頭乞討，於是清民在藏族社區募到了這筆錢。
在醫院，我帶著氧氣筒並持續吃藥，總是有警察守在我的病房監視我的一舉一動，不允許我與任何人交談，第一個星期我完全昏迷，一個半月後開始覺得好了一點，於是我被送回監獄作苦力，即使醫院認為我尚未復原、需要留下接受更多的治療。
1999年10月7日，我和我弟弟被釋放了，不過我們的一舉一動仍被監視著，不管去那兒都要申請許可證，並且以探訪親人為限，中國不允許我們去僧院也不准我們向任何團體發言，雖然我們不在監獄裡，但我們哪都不能去，總是有警察看著我們，問題仍然存在著，於是我和清民決定離開西藏、離開我們的家鄉、逃離中國。
12月的時候，我們與其他29個人的團體，有和尚、老人與小孩，開始了秘密的逃離中國的計畫，用步行的方式穿過喜馬拉雅山，在高山上的天氣非常非常的冷，大風大雪，但我們只有一點點衣服根本不足以保暖，我們的眼睛都結冰了、有些人在旅程中失去了指頭，走了25天後，我們抵達了尼泊爾。
接下來我們坐上了往印度達蘭撒拉的巴士，當巴士抵達的時候，大家皆出來迎接我們，關心著我們在監獄裡發生的事。
初抵達蘭撒拉的幾個月，我們待在西藏難民中心，並遇見神聖的達賴喇嘛，他問候所有從西藏逃亡過來的新難民，新難民被送到學校學英文及其它的技能，我弟弟因為生病所以提早離開了學校，我也生病但仍繼續留在學校四年。
現在清民是一個餐廳的主廚，我也開始教外國人做藏族菜並做豆腐，一直到現在我的身體狀況還不是很好，持續的在吃藥治療中，我和弟弟仍在經歷從中國監獄裡帶出來的後遺症。
我們不能與西藏的任何一個人聯繫，不然會帶給他們很大的麻煩，我們很難過不能與我們的家人說話，我們很生氣中國表面上把西藏弄得很好給觀光客看，沒有人真的看到中國對待西藏的方式。
我們一點也不怕中國，一直到西藏自由為止我們不會再回到西藏。
當你看到這篇文章時，請試著尋找事實還有正視發生在西藏還有在西藏人身上的事，請不要直接相信中國政府說的話。
請你了解當你在看這篇文章的同時，仍有許多西藏人在監獄裡被虐待、處罰，沒有其他原因只因為他們愛自己的國家與宗教，就在今天晚上還有一些西藏人正在積雪的高山上攀爬往印度或尼泊爾的方向走，就為了追求自由。
謝謝你閱讀這篇文章，還有感謝那些正視西藏問題的朋友。
*文章翻譯：阮淑英
阮淑英印度180天瑜伽修业旅行
http://travel.mook.com.tw/adventure/diary3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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