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官方语言不是藏语，就是民族歧视

--青海省停止使用藏语教学的改革有感

撰文/达瓦旺欠

我在GOOGLE搜索引擎中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什么？】的提问

结果一个自称叫Donnie 在2008-12-11的答案引起我的注意：

他写道：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但当我作了半个小时的Research之后，却发现这个问题的法律答案远非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不多说，先看引文（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第四款：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八条：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九条：

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检察案件，并合理配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员。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法律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六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
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当事人要求提供翻译的，可以提供，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
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

　　此外，请在法律数据库中搜索“作准”，会发现中国与各国缔结的双边条约、多边条约中，中国政府明确承认条约中所使用的其它语言的效力，并且往往以“同时作准”为原则。

　　综上，结论是：说“汉语为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不正确的。准确的说法是：

　　（1）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中国推广使用的语言，但除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外，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汉语文本的法律文件具有作准的效力；

　　（2）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依据其自治条例，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

　　（3）“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无论是否属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司法机关应当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

　　（4）涉外民事诉讼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但可以在当事人付费后提供翻译；

　　（5）对众多双边、多边条约来说，中国政府认可其中的多种语言文本的效力；

　　（6）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官方语言除了中文外，另外分别明定有英文和葡文，但这里的“中文”不等于普通话。

　　现在要进一步问的问题有三，求达人指点：

　　第一，对于一位以英语、法语、德语或其它任何一种外国语言，或者任何一种尚未被中国认可为单独的“少数民族”的族群的语言为母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来说，怎么处理其语言问题（请告诉我依据）。

　　第二，中国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究竟以什么语言作准（别找了，《立法法》中没提）？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全国的法律以汉语为准，如果民族自治地方规定了其语言，则在这个民族自治地方以该语言的文本为准？

　　第三，从现在的文件来看，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外，中国法律的英文翻译文本肯定是不作准的了，但是英文翻译文本究竟哪个才是权威的呢？有没有一个规范性文件对此进行规定？（看看许多法律数据库中的垃圾翻译吧……我找到了四个版本的《著作权法》英译中的四种“信息网络传播权”，已经准备改名孔丙己了。）

最后，越俎代庖地想了一下，解决作准文本的问题的方法也不会很简单，这里涉及许多技术问题，而且还涉及许多政治问题。中国的政治智慧在于模糊。可惜这苦了法律人。“

根据以上法律条文，到处都是“应当用”、“应当使用”，尤其是在民族地区狡猾的使用了“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这里所谓“通用的语言和文字像是在说用当地的民族语言”。狡猾的将官方和地方通用被模糊了。这句话的明面上含糊，实际上指的是官方语言是“通用”的，而民间的大多数人说的语言就是不通用的语言。也就是说汉语和汉文是官方通用语言和文字。谁都清楚今天在藏区所谓的“人民政府”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不是当地绝大多数人惯用的地方藏民族语言，而是官方惯用的语言-汉语。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城镇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农牧地区的语言和文字不可能“通用”。在西藏，官方语言和民族语言本身就是对立的存在，民间和官方矛盾重重。共产党所说的“为人民服务”的最基础的语言文字的勾通条件都没有，怎么能够谈得上“服务”呢？

根据以上这位先生的结论，我突然想起在Google寻找：“藏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什么语言？”的结果找到了一个论文【再论藏族学校教育中的语言选择问题】作者是巴登尼玛教授。他这样写道：

“目前，藏族人对如何选择汉、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主要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教学语言应以汉语为主，藏语可以不学或只是作一般的了解即可。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孩子今后的出路着想，希望孩子毕业后能升入内地的大专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这些人主要是藏语方言地区和部分城市市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在企事业工作的人员。

　　第二种观点认为，藏语应是学校中使用的主要语言，作为藏族必须首先懂得藏语，汉语只是第二语言。持这种观点的藏族人数量正在急速下降，普通农民、牧民、藏族人口占90％以上地区的城市仍有部分居民和个别国家工作人员持此观点。同时他们中许多人也很为孩子的未来担心。

　　第三种情况主要存在于藏族知识分子之中，他们之中由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反映出不同的观念。70岁以上的老知识分子大都是传统文化的权威，他们大部分从小就接受藏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许多人对藏文化中的哲学、医学、文学、艺术、历算、宗教学等学科有很高的造诣。由于物质文明进程的速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料想，打破了头脑中原有传统的物质与精神的平衡，这些知识分子正显现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心态，有些人失调的心态已由一般心理体验上升到危机感、失落感。他们对现行学校教育中双语教学的水平是不满意的，要求加强藏语的教学，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教育。50岁至70岁的中年知识分子有较强的现代科学基础知识，他们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其学历一般为中专，少数为大学，现在大部分都担任党政部门的各级领导职务，为藏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但当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社会的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时，他们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存在着问题，面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如人际关系问题、金钱与道德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他们感到茫然，并由此派生出两种观点。其一，藏族必须尽快学习内地，应以汉区为标准，学校教学当然要以汉语为主，学不学藏语并没有多大关系，持此观点的人一般都在大城市工作或居住；其二，藏族必须保留自己的文化，尤其是藏族传统道德观中所显现出来的与现代社会中劣质成分相比而得出的优势部分，认为现在的许多不良现象是由于丢失了原来的观念才造成的，于是往往用传统中好的东西来比较现在不好的东西。这是典型的非理性的比较，是由于面对强大的现代文化的压力而不能适应所表现出来的担忧。

　　第四种观点主要存在于年轻人中间。他们面临的是改革开放后飞速发展的社会，只要有知识有能力，一般都有好的工作和满意的收入。在学校他们有机会学习藏语和汉语，所以对两种语言都有一定基础，步入社会后他们发现汉语更加重要，因为政府部门的各种公文、便条、便函、证明信等大都使用汉语，生活中没有汉语是很困难的。虽然在宪法中早就规定了民族语言的重要地位，但由于藏文中现代常用技术词汇的缺乏，在现实生活中就很难全部再用藏文解决所有问题。邮电局发信没有汉语不行，使用手机不懂汉语不行，发电报不用汉语不行，使用现代电器产品不懂汉语也不行。同样，在工作中有许多词汇也很难用藏语表达，所以他们很重视对汉语的学习，也很为自己的母语——藏语担心。

　　以上几种观点的产生有一定原因，不同观点代表不同的教育需求和对现代社会的理解，要提高藏区教学质量就必须对此有较深入的了解。首先，我们应该简略地了解一下藏语的基本情况和藏语对藏族人民所赋予的重要意义。

　　早在吐蕃王朝以前藏语就已经存在。《光明日报》l994年1月25日刊登了一则消息：为了证实藏文起源于距今五千年前这一论断，弄清当时叫做“玛尔文”的文字是否真的存在，西藏自治区语文指导委员会专程到传说中“玛尔文”的发源地古代象雄王国的中心、今天的阿里地区进行调查，竟然在大量留存的古代岩画上发现了“玛尔文”。这些岩画是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作品。同时，他们还在民间找到了“玛尔文”的单页和成套印刷品，其中一本讲述语言知识的书中有一部分内容竟是用“玛尔文”写成的。今天使用的藏文是在“玛尔文”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发展而来的，已是一种很成熟的拼音文字，有30个辅音字母，4个元音字母，基本上能记载人类口头发出的所有音和音节。其语法结构也有独到之处，一经掌握，便很容易地表达所有文化内容和复杂的思维成果。对藏文的这种优点，许多人，包括藏族和汉族是不够了解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过去藏文的普及和使用不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广大人民很少有机会进行正规学习，有些人虽然学了一点文字也不过是生活中的简单用语，根本不可能接触比较正式的公文。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区藏区在内地汉族干部的帮助下从封建农奴社会一举进入到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时许多藏族干部的藏文基础差，汉族干部又没有时间学习藏文，藏文中的政治术语使用也不广泛。为了方便，机关使用的公文主要用汉藏两种语言。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冲击，藏文在学校中消失了很长时间。所以藏文的社会功能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在藏区社会中的负面影响较大。

　　其次，人们观念上的误差也是导致不能正确处理藏文在学校教育中的位置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人们不能全面地理解藏文在学校教育中的意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少数藏族上层贵族与中央政权的误解，民族团结工作在这里变得非常重要，这便让一些人对如何处理藏文与汉文的关系认识不清，认为在学校中强调藏文学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会滋生地方民族情绪，给分裂分子创造条件。这种隐含在片面的政治认识中的“怕”的意识让人不敢轻易提倡藏文的使用和学校对藏文课程的开设。这种思潮尤其存在于藏族干部之中，他们害怕如果倡导藏文就会被认为是不可靠，丢官丢职。相反，许多汉族干部还很强调藏语的使用和藏文课程的开设。目前的藏族干部之中，有扎实藏语水平的不是太多，藏语水平较高的人一般都在基层工作，所以倡导学习藏语的人影响微弱。

　　第三，学校教育的功能是发展学生的生存能力，提高全民素质，在藏区有些人对此还没有真正理解，不能处理好学校教学语言问题。几千年来，藏族传统教育旨在培养僧侣和智者，虽然这些人才不可能全部进入官阶层，但老百姓仍然对他们非常尊敬。藏民族崇敬知识，尊敬知识分子的美德是非常突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处理好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的衔接，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不能直接为社会发展服务。加上十年动乱，尽管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隐性地位还是很高，但他们在社会中的显性地位则一落千丈。

　　几十年来，只要去学校学习，一般都能获得工作，享受政府工作人员的福利、工资待遇，于是读书为官的思想悄然进入了人们心中。长期如此，读书为官仿佛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制度，其中读汉语的人在仕途上的成功率更大于藏语专业。“应试教育’在藏区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读书——铁饭碗——读书——升官的恶性循环在藏区社会非常严重。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997年就接收了6000名各级各类大、中专学校的毕业生。由于藏区产业结构简单，生产单一，这些人只能安排在四大班子（党、政、人大、政协）的各级（州、县、区、乡）部门和一些旱涝保收的国营企、事业部门。^①从十年前开始，在藏区国家机关和各国有企事业部门工作的干部队伍已经严重打破了与老百姓的正常比例，在有些地方拿工资吃饭的人与老百姓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6。

　　脆弱的经济基础如何能承受如此庞大的管理大军？藏区许多县的工资只能满足上半年，以后就靠领导化缘和上级救济了。已经有许多大学毕业的学生，尤其是学习藏文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犯难的情况。当然，政府也采取了公职人员提前退体的办法，有的地方甚至四十岁工龄满15年的就可退体，另外还有其他病退和离岗待退等办法，但其干部与百姓的比例仍然降不下来。学校教育如果只培养干部这就不是成功的教育。藏区教育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汉语是国家语言，藏区学校教育必须将其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中国是由56个民族成员组成的大家庭，汉语经过长期的考验，已经为各民族接受，成为各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往来的主要语言工具。汉语所负载的文化内容也是藏族人所应该学习和掌握的。汉语不仅是汉民族通用的语言，也是国家其他民族通用的语言，作为藏族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目前藏语言本身虽然有诸多优点，但还根本没有达到全部表达全人类知识的境地，作为生活在国内的藏族人都应该掌握汉语，这不仅是为了学习知识，也是作为国家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标志。有的人以为藏族就只能学习藏语，甚至更认为现代科学中所有的原子、质子、中子、航天飞机、宇宙飞船等等，在我们藏族传统的文献典籍中早已提到，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学习、研究；藏文化中由于善的精神就不再需要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这种把藏文化的发展仅置于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观念是极其狭隘的，如果再加上为了自身永远获得老百姓心目中的精神地位而不顾人民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能力的提高，去阻碍学校中对汉语的学习，这就不仅是狭隘，而是罪过了。“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在Google搜索之后，我得到的结论是；

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离开了他的家园，去了印度之后。西藏真正开始进入了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失落。从官方语言的藏语一下就变成了地下语言。中华民国时期实施过的有预谋有计划的汉文化替代藏文化的官方大行动大踏步地实施与整个藏区。以前中国没有真正实施西藏“国有化”的行动。所有的朝代从中华民国开始，才是有了中国这个名称。从那时候才开始启动了对西藏进行汉化的程序，开始成立了蒙藏委员会。但是，藏语是从中国共产党进入西藏，达赖喇嘛离开他的故乡开始没有了藏语是官方语言的地位。

尽管今天西藏自治了。在藏区，藏人家中讲藏语，而到了机关，因为政府部门的各种公文、便条、便函、证明信等大都使用汉语。邮电局发信没有汉语不行，使用手机不懂汉语不行，发电报不用汉语不行，使用现代电器产品不懂汉语也不行。但是，官方语言仍然是汉语而不是藏语，在藏区，说明官和民是对立的，日本侵略中国，日本在中国的官方语言是日语，这个很正常，因为他们是侵略者。而今天的藏区不能学日本侵略者那样官方语言是汉文，官员不会讲藏语。官方语言不是藏语，见了老百姓不能够勾通。这算什么人民政府？

实际上2008年西藏全藏抗暴和西藏藏区官方语言不是藏语有直接的关系。大量的汉人潮流一样的涌往西藏，可他们不讲藏语，在各个藏区城市中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黑社会的性质。藏汉关系由此越来越恶化，直接影响着民族关系。

今天的中国只有汉语是国语，是官方语言。在西藏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人讲藏语。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人可以将两种语言。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讲汉语。难道“人民政府”代表着的就是这百分之十五的人吗？民族平等是怎么体现的，难道“56朵花”只是陪衬共产党不成？“民族平等”不能够只是一个花瓶吧？

假如，在这个共和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治的权利，都应该有使用自己语言同汉语一样的法律地位。而不是狡猾的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四十七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检察案件，并合理配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员。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法律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他们把政府官方语言美化为“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而地方的语言只是为了一个很勉强的“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那么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讲的藏语就是不通用的语言文字了？

西藏作为一个国家早以名存实亡。而作为一个民族有种顽强的生命力，藏传佛教作为这个民族自己的宗教，却完完整整将藏民族保成了一团。今天藏传佛教成为了世界各国都存在和承认的宗教。西藏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世界问题。所以，他们实际上在支持西藏文化的独立性。西藏的文化独立的内容里就应该有西藏语言官方化这项内容。今天的中共在宪法中没有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语是中国的那几个语言。也就是说，除了汉语，藏语、维语、蒙语、壮语、朝语都不是中国的语言。即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之一，也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至少不会享有中国官方语言的地位。如果在中国藏区官方不使用藏语，藏语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具体来说，今天藏区的政府官员说不说藏语，藏文程度如何，不是选择干部的一项标准，反而是一个对就业不利的因素；在藏区报考公务员，没有藏文和藏语的要求。自从胡耀邦先生逝世之后，在藏区就汉族干部学习藏语的要求都很少有人提出，尽管有很多大学有藏语系，但是，他们学出来无用武之地，根本很难分配工作。所以说为什么达赖喇嘛强调说共产党毁灭了西藏文化。其实在藏区说藏语有时都犯法，最基层人们讲藏语，政府高层讲汉语当然有一点脱离实际。这样久而久之，藏族语言和文字就消失，消失了是不是就叫消灭了。那么是谁消灭了藏文和藏语呢？这个罪名自然而然由中国共产党承担，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情。

孩子们走好了

走好了孩子们

              - 为玉树地震祈祷


是不是老天
没有长眼
一次一次的将灾难
推给孩子们
而且是那些
虔诚的

温和的

没有野心
穷苦的地方?

孩子们走好了

我们喂过

足够的桑

包括红的和白的

我们点过
足够的香
印度的中国的

我们插过
足够的箭

给每一个山神

我们祈祷

每日每时
包括婚丧葬嫁

我们给神
很多饮食
很多香料

很多精神

很多甜言蜜语

走好了孩子们

是不是因为
我们的无能?
是不是因为
我们不干?

是不是因为

是不是…….?

走好了孩子们
是奶奶爷爷
对不起你们

走好了孩子们
是爸爸妈妈

对不起你们

走好了孩子们
是姐姐哥哥
对不起你们

我们什么都做了
就是没有给孩子们
盖一座像样的学校

没有盖呀
走好了孩子们

说实在
我们不会盖呀
就是豆腐渣
我们也不会盖

假如…..
也许…..

痛心呀
后悔呀

可是没有
假如和也许

走好了孩子们
走好了孩子们
走好了孩子们
走好了孩子们

達賴喇嘛尊者在西藏3 • 10和平抗暴五十一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今天，是西藏人民於1959年在西藏首府拉薩，對中共暴政進行和平抗議五十一周年，以及2008年3月西藏三區發生非暴力抗爭兩周年紀念日。在此之際,我們要緬懷那些為西藏民族、政教事業獻出寶貴生命的英雄兒女，以及正在飽受折磨、蹂躪的所有同胞，並向三寶特別祈禱。

儘管西藏人民在過去幾十年遭遇了無盡的苦難，然而，西藏民族依然堅守他們的勇氣和決心，保護優良的民族特性；年輕的新一代藏人，也繼承和發揚了西藏民族的正義事業，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事。在此，我要特別對處於高壓恐懼中的境內同胞的勇氣與真誠，表達由衷的贊許。

許多藏族同胞在西藏党、政、軍擔任職務，並直接或間接地幫助、利益西藏民眾。對於他們的真誠貢獻，本人深表讚賞。此時此刻，不管處於任何情況下，都要努力維護民族平等、加強民族團結、保護民族特性與文化，這是所有藏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未來西藏獲得名副其實的自治之際，西藏的行政、領導責任主要由現今在西藏工作的幹部擔任。西藏問題解決之後，本人不擔任任何政治職位；流亡組織的官員，也不會謀求在西藏任職的機會。這一立場曾已多次聲明，今天再作重申。

今天，我要特別呼籲，目前在西藏各地擔任要職的官員，希望以官方或私人的名義，希望前來自由的流亡藏人社會參觀、視察，這樣將有助於瞭解境外同胞的狀況與願望。

身處境外各自由地區的流亡藏人，與其他政治難民不同，他們在繼承和發揚西藏宗教文化及民族特性的基礎上，向世界介紹西藏的真相；向年青一代傳授現代教育和 傳統價值觀等，在政教各方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特別是藏傳佛教四大宗派及苯教的領袖和大部分高僧流亡之後，在印度、尼泊爾等重建了許多講修佛法的寺院，對上 萬名出家男女僧眾提供了自由研習佛法的空間；從西藏新近流亡的僧眾和學生，也獲得了完整的學習機會。

然而，當今的西藏，在中共實施的“愛國愛教”等各種政治運動的管制和打壓之下，各寺院的功能已變為遊覽場所；出家僧眾如同失去自由的囚犯，已經喪失了研修佛法的機會，這明顯是一種毀滅佛教的行徑。

值得欣慰的是，藏傳佛教在東、西方世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使衰落的西藏佛法，在這世界上找到了保存和發揚的新希望。這也是西藏民族最艱難，最困苦時期一個重要成就。

以佛法慈悲、非暴力為基礎的西藏文化，不僅可以利益藏人，也可以為包括漢民族在內的人類社會服務。因此，境內外所有藏人，不要僅僅沉溺於外在的物質發展，而要加強現代文化與傳統價值觀相結合的教育；特別是年輕一代，要堅持不懈地努力學習，想方設法使自己成為專業人才。

在此，我要懇切呼籲，所有民族，特別是藏民族內部，要加強友誼和團結，捨棄個人的恩怨和爭端，以相互理解、包容的態度加深民族情誼，保持民族尊嚴。

無論中國政府承認與否，在整個西藏部署大批軍警，並限制外人自由進藏等的做法，表明了西藏問題的存在和嚴重性，這是任何一方都不樂意看到的，因 此，為了解決問題，在過去三十多年裏，我們盡力透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的對話，尋求解決西藏問題；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宗旨，表達 了藏人的訴求，但是，我們的努力沒有取得具體的結果。以目前中共當權者的態度來看，很難在短期內有所成果，不過，我們堅持協商對話的立場依然不變。

值得鼓舞的是，雙贏互利的“中間道路”政策和藏人客觀的立場，得到了以美國總統為首的世界政治和精神領袖，政府和民間組織，以及民眾的支援。特別是表達贊同與大力支持的華人知識份子日益增多，這表明了西藏問題不是漢藏民族之間的仇恨，而是中共當權者極左政策導致的後果。

自2008年3月西藏發生和平抗暴至今，海內外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發表的支援西藏的文章，已超過八百多篇。為了增進相互瞭解，在我訪問世界各地時， 常常與華人民眾，尤其是留學生和知識份子見面交流，很多人真誠地表達他們內心的關愛、同情與支持。西藏問題的最終解決，離不開藏漢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所 以，境內外全體藏人也要努力與漢民族建立友好關係，讓他們瞭解西藏的真相和現時狀況。

近一段時間以來，新疆人民也遭遇到中共武力鎮壓的極大痛苦；許多爭取自由的中國知識份子也遭受牢獄之災，對此，我想表達我的關注與同情。十三億中 國人民也需要言論自由和瞭解事實真相的權利，如果在中國能實現法治與透明的社會機制，將會獲得人民的信賴，這才是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對此，需要大家 繼續努力。

作為西藏人民的代言人，我曾多次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就西藏人民的基本權益問題，作了明確表述，遺憾的是，沒有獲得正面的回應。然而，以目前國 際政治的變遷，以及中國人民的思維方式的變化等現狀來看，當權者無論多麼保守強硬，終究會有解決的一天，因此，大家要保持容忍並繼續奮鬥。

最近召開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與以往不同，在這次會議中，決定統一部署所有藏區建設發展計畫；幾天前，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再 次強調這一政策，這不僅是一個正面的步伐，也符合我們多次提出所有藏人需要統一管理的主張。同樣，在很多西藏地區，特別是農牧邊遠地區進行建設和發展，是 一個好現象。但是，我們必須警惕這種以發展為名的建設，損害民族語言文化；也要嚴防這種開發成為破壞西藏高原的自然環境的因素，因為世界屋脊的生態環境， 維繫著整個亞洲人民的生活與福祉。

借此機會，我要感謝不畏中國政府的各種打壓和騷擾，挺身支持西藏正義事業的各國領導、知識份子、廣大民眾，以及聲援西藏團體；尤其對印度政府及人民長期以來對西藏人民的關心與幫助，表達我誠摯的謝意！

祈願眾生和平幸福！
達賴喇嘛
2010/3/10

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还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汉民族的国家?

一个人口900万、血缘、宗教信仰、文化迥异的群体，融入在以汉人佔绝大多数的13亿中国人中，怎麼才能更保障他们的福祉？文章表示，按照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设计，少数民族地区由少数民族自治，但在整体的政治现实中，民族自治在许多方面还是有名无实。文章指出，所谓老百姓「当家作主」，在汉族地区仍然只是目标，何况是少数民族地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从计画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加上教育水準提高，人们将本能地要求更多政治参与权，以保护自身的权益。汉族如此，少数民族也一样。文章最后说，当然，改革是很漫长的道路。但需要做出改变，已是中国当局不能迴避的问题。
香港明报今天发表社评，呼吁北京当局必须总结这次新疆血腥骚乱教训，以更恰当政策消解民族之间的内部矛盾。社评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於历史、政治的原因，汉维两族的相处，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譬如，虽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婭否认煽动闹事，但她日前在华盛顿发起游行时高喊「我们要独立」，显示「她利用此事进行分裂活动的实质」。除了世维大会外，与大陆多宗恐怖袭击有关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在蠢蠢欲动。因此，社评认为，新疆依然存在疆独渗透和干扰。过，社评引述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余振年前在新疆所做的调查显示，疆独在新疆根本没有市场。这项调查显示，当地90.1%和95%的汉维受访者完全同意或同意「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个原则。
世界报记者布鲁诺 菲利浦文章图文并茂，刊出七月七日乌鲁木齐汉人涌上街头彩色照片。世界报文章一开头就强调指出，星期三，七月八日，政权又掌控了中国西北城市乌鲁木齐的局势，文章描述说，装甲车，头戴钢盔，肩扛冲锋枪，身着迷彩服的泛军人卡车徘徊在清真寺和摩天大楼耸立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主要街道上，并高呼戒严的口号，在布满云彩的天空中，一架直升飞机盘旋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的上空。
世界报文章说，乌鲁木齐骚乱初起之际，当局仿佛在决定采取某种战略的问题上一时表现出迟疑不决，而眼下，政权已表明决心不让那些手持棍棒或锐器的群伙对土耳其语系的维吾尔人进行报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的维吾尔人被汉人和北京当局指控为首先挑起了种族争执与骚乱的罪魁祸首。菲利浦引述在医院里遇到的一个维吾尔人的话说他前一天很害怕，就呆在医院里没敢动，世界报文章接着写道，同一时间在乌鲁木齐的另外一个区，一群维吾尔人和警察正在对峙。
最为悲观的观点是派系关系比表现得更为复杂，还是恐怕最近这次维汉对峙会进一步加深种族间的隔阂，对于某些受过教育会讲汉语的乌鲁木齐维吾尔人来说，上周日的肇事者主要是从南疆贫穷的农村到城里打工的没文化的农民，并认为，这些人破坏了维人的声誉，破坏了他们的生活以及同汉人缔结的关系，一个不愿披露姓氏的维族女售货员表示应该尊重政府和当局。世界报记者还看到位于新疆首府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拐角，30来位华夏银行雇员身着白衬衫站在甬道上，他们表示听说还会爆发周日的事件，认为应该保护他们无辜的家庭，说是不能因为维吾尔人想维护自己的人权，也不能就攻击别人的人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报记者看到人民广场的人越聚越多，人群围着广场转起来，对警察的存在不屑一顾，还声嘶力竭地高呼口号，还听到一个年轻人建议杀到维族人的街区报仇雪恨。离维族居住区不远的南门广场，听到高呼“汉族人大团结万岁”的口号声。周二的晚些时候，在维族居住区附近爆发了维汉对峙，有目击者说数个维吾尔人在晚间可能被杀死。
世界报说对周日骚乱发生的背景仍然存有许多疑团，不论是维吾尔人针对汉人的暴力还是维持秩序武装力量回应闹事人的方式都有难解之处。整夜被骚乱困在当地的一位法国女游客说是整夜一直都听到枪声，这则让人想到警方的镇压十分激烈。在主要是维吾尔人居住的区域附近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可以了解到受伤人数，周日晚间有362人因负伤住院，其中有234个汉人，60维吾尔族人，另外的五十几人是其他不同的少数民族人。因伤势过重死亡的21人当中，有18个汉人，3个维人。
菲利普文章最后写道，在医院急诊室遇到一个叫刘洪涛的汉人来自河南，工作结束等61路公共汽车之际遭到好几个维吾尔族人从背后用锐器攻击，头部包扎着厚厚纱布的了年轻人说不会在当地再呆下去了。
费加罗特派乌鲁木齐记者拉戈蓝日强调胡锦涛出访提前返回北京表明在处理乌鲁木齐突发事件这么敏感的事件问题上肯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因此只有他亲自在各种意见当中予以裁决。
乌鲁木齐突发事件在描绘的非常之理想化的和谐社会这幅画上戳了致命的一刀，在人民中国60周年前夕还剩几个月的时间，这种冲突继续演变下去将是灾难性的。与此同时，就像对待西藏问题一样，中国政权中的保守派严阵以待任何软弱或是闪失都可以成为撼动胡锦涛和温家宝政权稳定的借口。
造成156人死亡、超过千人受伤的“7.5”乌鲁木齐流血事件，其最初的导火线，竟然是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一名19岁见习女工的一声尖叫。据新华社英文通稿的报道，这名女工当时走错了路，误闯进了一间男工宿舍，见到屋内的几名维族青年后，就忍不住尖叫起来，然后掉过头拔腿就跑。据《联合早报》今天的报道，这位名叫黄翠莲的女工，来自广东农村，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为何会害怕地尖叫起来，“我只是觉得他们来者不善，因此调头拔腿就跑”。
报道又说，她只记得当时其中一名维族青年站了起来，抬脚用力在地板上跺了一下，好像要追她似的，后来才知道人家原来只是在跟她“逗闷子”玩儿。不过，让黄翠莲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一声尖叫竟让别人误以为她被那名维族小伙子性侵犯了，先是引起了厂内维汉两族工人的肢体冲突，进而又触发了“7.5”乌鲁木齐流血惨案。她自己也是在冲突发生后数小时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耐人寻味的是，对黄翠莲的独家采访，新华社只发布了英文报道，而没有中文版本。显而易见的是，该报道是专门针对国际媒体而发的。至于黄翠莲的上述遭遇，后来是如何传播开来，并演变成了她遭到性侵犯的谣言，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并未进一步说明。
法新社乌鲁木齐消息，周三又有数百名维吾尔人带着临时找到的棒棍绑着刀子、水管及石块等当作武器，与警方对峙。尤其当天空直升机散发指责热比娅是周日晚暴力事件煽动者的传单时，聚集示威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
根据法新社记者刚刚发自乌鲁木齐的报道，周三上午，当地维汉两大族群间再次发生暴力冲突。法新社记者目睹了近20名汉人围攻一名男子的场景，有些人手持棍棒。在不远处的武警人员迅速赶来干预。推散围攻者，并将被打者带走。法新社记者没有看到有人员被传讯。
法新社记者还目睹了另一场冲突：当时近五十名汉人在看到有三名维族人走过时，一涌而上，拳打脚踢，其中两人得以逃脱，但冲突只持续了半分钟，就被赶来的防暴警察驱散。同一伙人一度人数接近百人，还曾追赶另一名维族人。
法新社记者还看到，一组人一度曾逼迫武警人员后退，要求他们释放两名此前被警方扣押的汉人。
对于生活在乌鲁木齐的不同民族的市民百姓来说，7月7号都是百感交集的一天。这是“7.5”事件之后的第三天，中午刚过，市面就开始变得冷清，街上的绝大多数店铺陆续关门，车辆和行人也稀少起来。据《财经》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此时，一些汉族群众走上了街头，表达他们对“7.5”暴力事件的愤怒。他们先是在人民广场聚集，随后走上主要街头游行示威，队伍中有人拿着简单器械，有人高呼口号。由于在通往城南维族聚集区的各个路口，都有武警把守，游行队伍最终未能进入维族人的聚居区，也没有发生任何正面冲突。
报道又说，在乌鲁木齐的普通市民中，对未来的不安情绪还没有完全散去。街道上，汉族人出行大都相互结伴，有的还携带着棍捧等以作防身之备。擦肩而过的路人纷纷询问对方：“前面是否安全？” 与此同时，乌鲁木齐的主要街面上，几乎见不到维族人的身影。《财经》记者在当地的《晨报》大厦路口看到，一名维族青年一路跑过，高喊着：“我不是坏人！” 迅速消失在一个小巷中。
一位在街头观望的市民担心地对记者说：“照这么搞下去，乌鲁木齐的汉族人和维族人就住不到一起了”。他的身旁，一位在酒店工作的朋友也对这个有可能被“7.5”事件毁掉的旅游旺季感到惋惜。
法国解放报特派乌鲁木齐记者讲述中国当局继续镇压维族骚乱的情况，解放报说，北京正式宣布三天的骚乱之内，156人丧生，这个土耳其语系的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受到政权镇压，由于新疆的地缘战略地位及其丰富的地下资源，新疆对于北京来说至关重要。解放报封页推出“中国与造反的维吾尔人”的大标题的背景彩色照片显示，维吾尔人即愤怒又痛苦不堪。
解放报以“镇压”为题，署名卢斯洛的社论开门见山地强调说，对有的辞令，中国当局实际上永远不会用到。新华社昨天使用“混乱”两个字（言下之意不用镇压的字眼）来描述乌鲁木齐街道上的局面，以此来给自从上周日爆发的震撼新疆的骚乱的严重性确定一个程度。诚然，所谈到的暴力也可以更好地为镇压自圆其说。
然而，解放报社论接着写道，西藏骚乱爆发一年多之后，北京给人的感觉是无法应付在丝绸之路途中的中亚这一地区所发生的事件。主张独立的土耳其语系维族穆斯林人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政治冲突之激烈成为1949年毛泽东管辖新疆以来的史无前例。
卢斯洛还说，在新疆占多数，在全中国占少数的维吾尔人成为维持治安的武装力量干扰的对象，对他们的歧视更是屡见不鲜。媒体受到控制，分裂分子被投进监狱，经济财富集中在汉人手中。
解放报社论特别强调指出，尤其是自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北京把维吾尔人作为危险的恐怖分子对待，并进一步加强对维吾尔人的监督行动。去年北京举办奥林匹的运动会之前，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曾经历了象西藏首府拉萨所遭受的严打，而西方媒体却没有重点报道，这一次，卢斯洛认为国际社会已经没有借口，国际社会有义务密切注视在新疆所发生的一切。
解放报特派乌鲁木齐记者瑟格雷丁以“新疆的铁蹄声”为题的报道说，对维吾尔人造反，汉人报以仇恨，在新疆首府占多数工作的白领，蓝领，厨师，商人等汉人男男女女自我定位为“防暴自卫民兵”，不顾官方所标榜的“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口号，却高呼“汉族人民大团结”。
解放报特派乌鲁木齐记者讲述了维人和平抗议转为流血骚乱的过程强调说，在这一军队严密控制城市所发生的事件全过程仍然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而在维吾尔人只占百分之15的乌鲁木齐被惧怕和仇恨所笼罩。
瑟克雷丁就乌鲁木齐进入全面戒严的局势强调，在这个城市有近两万的军人和武警负责保安。解放报记者还讲述了西方媒体有组织的参观情况说，昨天上午，新疆地方当局决定带领五十多位西方记者由“他们自己”了解维吾尔人占多数的贫穷不堪的赛马桥区主要大街被破坏的程度，西方记者目睹的是警察不多，有烧毁的车辆和房屋等等，抱怨混乱的商人正在等待记者的采访之际，一群维吾尔妇女的突然出现破坏了官方的部署，说时迟，那时快，数百武警立即进行了干预，并阻塞了大街的通道。配备警犬和装甲车的武警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平息维族妇女和平示威。
解放报还刊出驻京记者尼维尔对驻香港的人权观察新疆问题专家贝克林的专访，贝克林强调，在新疆，任何小小的和平的异见都被视为恐怖主义行动。
费加罗报常驻北京记者拉戈蓝日发自乌鲁木齐的文章强调围堵攻击维吾尔人造成乌鲁木齐骚乱，论坛报强调北京对战略性的新疆地区加紧控制。
7月10日，法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内容目光各有不同。《世界报》关注的是法国人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成为危机的牺牲品；《费加罗报》则是绿党挑战社会党在左翼阵营中的地位；《回声报》关注八国集团峰会在气候问题上的进展；《解放报》则旧案重提，再次涉及法国对巴基斯坦和台湾的军售问题。
在中国新闻方面，法国各大报纸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新疆问题上，世界报、费加罗报、解放报、回声报、十字架报等都继续撰文，分析目前局势。
《世界报》驻上海记者佩德罗莱蒂的文章以“热比娅，让中国害怕的维吾尔人之母”为题，介绍了这位流亡美国华盛顿的63岁异议人士。作为昔日的新疆女首富，热比娅曾经是中国政协的新疆委员。但是1997年2月，边境城市伊宁的维族人发动示威被暴力镇压后，热比娅同情示威者的立场让当局感到不安。几周以后，热比娅在政协会议上批评当局把示威者斥为“流氓”的说法是谎言。返回乌鲁木齐后，热比娅被剥夺了政协委员的头衔，并于1999年被捕入狱，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实际上是她把几篇报纸文章发传真到流亡美国的第二任丈夫手中。
文章回顾了热比娅的生活经历：她十五岁时嫁给一个小公务员，陆续生下六个孩子，在文革期间她因为出售刺绣而被捕，并因此离婚。热比娅的第二任丈夫肉孜是一位维吾尔知识分子，曾被判处十年徒刑。热比娅通过经营洗衣房挣下第一笔钱，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商致富。她的传奇故事也一度被官方媒体称赞，但据她本人称：“他们想要利用我，但我越是富有，越是感觉到我的人民遭受的苦难。”
文章称，热比娅于2005年因健康原因流放到美国。如今，她的商业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家人被严密监控。乌鲁木齐骚乱以来，热比娅激烈指责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粗暴的镇压政策”，并像达赖喇嘛一样，将其称之为“文化灭绝”。热比娅称自己反对暴力，理由是，“如果用和平方式斗争，他们会害怕，如果发生了爆炸，他们反而会高兴”。
《费加罗报》则在同一期刊登了关于中国的三篇文章，其中两篇关注新疆问题，一篇涉及汽车工业。巴黎政治学院的学者迪迪埃-肖迪解释了为什么维吾尔人对汉人不满。他引述自由亚洲电台的消息称，维族孩子正被迫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要起汉语名字，吃猪肉，并忘记自己的宗教信仰。最近的韶关事件也众说纷纭，有谣传说维族工人强奸了两名汉族女工，但是肖迪说真相可能是维族女工被汉族上司骚扰。另一方面，把新疆地区的冲突简单地解释为宗教意识形态问题也是个错误，例如同属穆斯林的回族并不支持维吾尔人，相反，警察队伍中下手最重的往往是回族，因此这种“文明冲突”的论调站不住脚。
法国《解放报》则在连续激烈批评中国政府之后，语气稍有放缓，今天以“新疆：一场暴乱，两个版本”为题刊登特派记者塞戈登从乌鲁木齐发回的文章。作者称，事件发生四天以后，仍然很难了解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官方版本说，这是流亡美国的热比娅通过世维会组织的有预谋的行动，目的在于破坏民族团结。外交部发言人称这起事件是境外势力“有预谋”和“有组织”的。证据是热比娅从美国给家人的电话录音，其中提到了最近发生的韶关事件。但是现场的目击者则称，当天下午6点20左右，大约两百名维吾尔人聚集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其中主要是年轻人，他们要求公开韶关事件真相并作出处理，当时并没有出现暴力行为。抗议持续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警察接到命令准备驱散人群，但示威人群拒绝离开，并出现了暴力行径。在随后的两个小时，在汉族和维族街区内有大约700到800人攻击行人，与警察对抗，焚烧商店和汽车。防暴警察动用武器射击，示威者用石块还击。骚乱持续到晚上10点逐渐平息。
新疆问题在国际层面上也继续发酵，《回声报》以“新疆危机导致北京与安卡拉关系紧张”为题，把注意力放在中国和土耳其关系上面。文章引述法国波尔多三大的研究者卡斯蒂的话说，从历史上看，土耳其和新疆维吾尔人之间存在久远的情感联系，这次新疆骚乱使得土耳其在长期奉行低调对华政策之后，最近开始着手实施重要转变。安卡拉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审议新疆局势，工业部长呼吁抵制中国产品，土耳其总理也称，土耳其面对针对维吾尔人的“残酷”行动不能“无动于衷”，并宣布可能将给热比娅发放签证。在去年，中国是土耳其的第二大进口国，货物价值156亿美元，紧随俄罗斯之后。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土耳其只是排名第20的贸易伙伴，双边投资也微不足道。
此外，《十字架报》也撰文，描述了乌鲁木齐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气氛，但同时配发的标题图片显示两位维族群众正阅读手中的汉文报纸，预示着民族和解的前景。

西藏2008: 从国际法角度透视西藏归属问题

西藏2008: 从国际法角度透视西藏归属问题

从国际法角度透视西藏归属问题

北京声称700多年来，西藏一直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藏人对此抱有异议，他们坚持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民族独立性。他们还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中，西藏已经正式脱离了中国的管辖。德国之声记者冯海音从国际法的角度就这个难题进行了一番诠释。

中国政府把西藏视为自己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要想挑战这一点，立刻就会成为中国媒体的众矢之的。假如他是中国人，就会被视为叛徒或是分裂主义者；而假如质疑者是外国人，那就会被列入反华的行列，被指责"干涉中国内政"。
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重大决议上拥有否决权，因此在联合国框架内从法律角度对西藏的地位问题进行讨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对这片世界屋脊的领土要求是基于那些理由呢？在中国，关于西藏的媒体出版物无非是围绕三个主题：西藏历史、农奴解放和建设成就。
根据中国版本的历史记载，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是从蒙古人成吉思汗开始的。他的铁骑于800年前，也就是13世纪攻占了西藏。当然，当时蒙古帝国征服的远不止西藏，它的辽阔疆域甚至还延伸到了今天的波兰和印度。今天的中国，在当时只是蒙古帝国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蒙古人的统治被中国史学家称为元朝，被一并归入了中国的历史。
对西藏的兴趣在明朝统治期间慢慢减弱，直到大约500年后才重新苏醒：18世纪，清朝皇帝在西藏也建立了自己的权威。不过满清王朝其实也是异族的统治，汉堡东亚学专家奥斯卡·魏格尔说："我想强调一点，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统治的清朝其实都不是中国汉族的朝代，而是中国被异族占领的时期。而且中国历史也一直是这么记载的。"
满清王朝于1911年土崩瓦解。1913年，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借着这一时机宣布西藏独立。直到1950年，西藏都作为独立国家存在。波兹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国际法专家艾卡尔特·克莱恩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因此，他强调："西藏只能通过一项具有国际法意义的行为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比如，自愿加入中国--当然没人相信这一点--或是通过一项民族自决。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这就是说藏人应该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
也许是单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领土要求并不能成立，因此中国的官方宣传特别喜欢强调西藏的黑暗历史。根据他们的说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把西藏人民从农奴封建制度的桎梏下解救出来了。已经退休的波恩大学西藏学教授迪特·舒并不认同这一说法："西藏曾经处于类似欧洲中世纪的体制下，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当时西藏实行的一些刑罚，比如鞭刑或是将犯人绑在刑柱上示众等等，的确也是不合时宜的。但是，这些刑罚在当时的中国也有，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假如可以用这个理由来占领西藏的话，那么中国也可以占领不丹或者其它国家，甚至是阿富汗。这并不能成为入侵一个国家的正当理由。尤其是在中亚地区普遍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那个时期。"
中国官方的宣传为了支撑它的"解放理论"，还经常列举他们在西藏取得的建设成就。波兹坦大学的奥斯卡·魏格尔这样诠释中国的立场："我们中国人给你们西藏人带来了文明。我们把你们从旧封建制度中解脱出来，带领你们迈进了21世纪的文明。从中小学和大学的书本，到电视节目都充斥着这种宣传。穿越雪山的青藏铁路从开工，到该铁路2006年7月首次通车的电视直播，都是这个基调。我们把你们藏人带入了21世纪，你们都不表示感谢，那我们还能怎么做呢？"
然而，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不管一个国家对这片地区投资了什么、投资了多少，这都和主权没有直接关系。领土要求不能理所当然地从中派生出来。即使是中国对其"功绩"的宣传，在内容上也不能完全站得住脚。藏学家迪特·舒将西藏和中国邻国的发展状况作了一个对比："如果看看不丹或是印巴边界的拉达克地区的情况，可以说，这些国家--尤其是不丹--通过自己的力量促成了改变。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自由发展的机会，是西藏在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下无法得到的。"
而且，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既然中国宣称要对西藏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那么它也负有维护人权的责任，并有义务在西藏实现人权。假如国际上的批评声浪越来越强烈，那么北京也无法简单的以"干涉内政"为由将指责一概拒之门外。谁承担了国际义务，就必须接受第三方的监督和批评。

达赖喇嘛在荷兰接见欧洲华人代表现场记实

——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

撰文/达瓦旺欠

1.我经常强调汉藏大团结
达赖喇嘛：
向你们问好！
汉族人和藏族人的接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最近相互发生了一些摩擦之后，对互相之间的了解显得特别重要。我经常讲「汉藏大团结」（用汉语讲）。大团结呢应该是「真正的团结」（用汉语说），（指着心的部位说）来自于内心的「团结」，（汉语）只是口头上讲「大团结」（汉语）那是不够的。要达到相互的「大团结」（汉语）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要建立真正的信任，必须要抛开相互之间的怀疑和猜测。所以，我们相互直接面对面的见面消除相互之间的疑虑和猜疑显得越来越重要。去年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我一直在努力寻求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专家的见面，通过这些见面机会，我们之间互动得非常好，相互帮助很大。在接触时，开始有的人感觉对我很不满，通过我们的相互对话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有所缓解。但是中国政府通过各种媒体也开始了对我的攻击，所以，了解真正的原由和真实的事实显得很重要，你们自己对各方的观点进行全面的了解也显得很重要。本来我们在巴黎和华人朋友见面的，但是因为这里的华人一再要求下我决定在荷兰与华人见面。现在我们「讨论讨论」（用汉语说）。

由欧洲部分华人和团体的代表张英和王国兴，向达赖喇嘛敬献了哈达之后，开始了提问。

2. 重要的是诚信和透明
提问：（王国兴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副秘书长，自由作家、独立学者）
今天，对于在座的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他们平身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同时今天是六月四号，天安门流血事件20周年纪念日。所以，我请达赖喇嘛为全体中国人民说几句话！
达赖喇嘛：
我已经有一个对六四的公开声明已经向全世界发布。在过去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我都发表公开的声明。今天的中国变的越来越强大，这是应该的。中国如果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互信。这种来自世界的信任是需要建立在公正与透明的社会架构之上的。比如说，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像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世界很多媒体都集中在北京。实际上这件事在全世界已经很明朗化了。我们应该把它浮现在桌面上显得很重要，现在，国内外很多人都在讲，无论怎样想，大家对这件事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政治透明化显得特别重要了。同样，对于西藏问题的透明化也很重要，到西藏去调查，西藏到底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问题也非常重要。如果，中国的西藏人民真正像中国政府说的那样很幸福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在外面说三道四。如果，确实在西藏有困难和问题的话，应该面对问题或解决困难。如果，老是把它掩盖起来的话，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和中国人民进行直接接触，中国人民和西藏人民进行接触显得特别的重要。

3.共产党60岁应该光荣退休了
提问：（仲维光 著名学者、RFA自由亚洲电台驻欧洲记者）
达赖喇嘛你师父觉得1959年对西藏的镇压和1989年对天安门的镇压，你感觉有什么联系？
达赖喇嘛：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地，那就是；只要谁对党提出不同的意见，一定会受到党的镇压。（哈哈哈）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我感到非常悲哀。（笑）说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的军队应该是国家的军队，而不应该是党的军队，这个很复杂。我在跟美国的华人讲中国共产党已经60岁了，退休的年龄已经到了。在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是有功劳的。如果识时务的话，这时候很圆满的「光荣」退休的话，是时机了。（笑）
提问：我想提一下，中国的很多汉族人民对西藏的历史和西藏的政治经济了解不深，所以，觉得解放军去「解放」西藏那是解放军的功劳，实际上西藏的社会没有想共产党说的那么坏，那么可怕。我希望，西藏的流亡政府和所有西藏的朋友们多给汉人介绍西藏的历史，让大家消除这个误会，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够了解西藏人民为什么不能容忍现在共产党的统治。
达赖喇嘛：
这个对的，「我同意百分之百」。把这个信息送到大陆境内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呢，如果，藏人讲给汉人还不一定相信，也不一定接受。所以通过你们，首先你们学者了解西藏的历史，然后，讲给中国人民就跟容易让他们了解。比如，去年3.14事件发生以后有21名律师联名，自愿到西藏为西藏人进行辩护，在近4、50年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从去年三月的事情发生到今年为止，已经有400多篇中国学者公开发表了同情西藏的和对西藏问题有正面解释的文章。可是，这些文章要让中国境内的汉人了解是很困难的。让更多的信息让境内的中国人了解，让他们知道是很重要的，所以，通过华人，香港的、台湾的华人朋友告诉大陆的朋友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你接着说。

4.《西藏通讯》和《瞭望》
提问者继续：（彭小明博士 全德学联主席）
我很早以前就认识达瓦才让先生，我看过《西藏通讯》也看过《瞭望》两个中文刊物。那么这两个中文刊物，这两个刊物能够直接的可以和我们汉族人见面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发行量不够，再说，瞭望的瞭字不是这样写的。（笑）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汉族同胞通报可以帮助你们一起来做。像这样的杂志应该发行量增加，把他们送到华人的手里。他们一点一点的让他们了解西藏。这个工作一起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达赖喇嘛：
这是我们的欧洲代表扎西旺堆，他住在巴黎，他不会说汉语，可是，你们有什么事应该找他。将来我们将会在欧洲的每个代表处增加懂汉语的工作人员。这方面有什么需要联系的请直接和我的办事处联系。

5. 中共罗列了很多达赖喇嘛的罪状
提问：（蒋学鸣 独立学者、古汉语专家，法语区翻译、中国经济顾问）
1949年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那么，我们这些五十多岁的人呢，对很多西藏的历史了解不多，中共罗列了很多达赖喇嘛的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达赖喇嘛停止中国的分裂，这个分裂不仅仅是指把西藏分裂出去，而且，是把台湾分裂出去。这个东西叫人很非解了。达赖喇嘛怎么会搞台湾独立呢？这个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据我了解台湾有一个蒙藏委员会，他们授予达赖喇嘛精神领袖的地位和名义行政长官的地位，但是，今天中国的自治区法根本就是免谈的。有关这一问题请达赖喇嘛给我们高见？

6.其实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二）
达赖喇嘛：
1951年到1959年是一个阶段，1951年签订了十七条协定，1959被迫流亡到西藏，1959年之后的日子主要是建立小区建设和建立学校。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新的想法，在一九七四年我们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准备在十七条协议的精神基础之上，在不分裂中国的条件之下，在中国的法律框架的大的前提之内，寻求一个中间的道路。在1979年邓小平先生对我的代表说：「除了不寻求独立，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然而众所周知，西藏在物质方面一直都比较落后，西藏人一直比较注重精神上的追求。如果，西藏在有物质基础的中国之内生存，应该有它发展的空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寻求一个真正的自治呢？所谓真正的自治的重点放在了文化和宗教的保护的角度。当产生了这个建议之后，在藏人小区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是因为我们提出了不寻求独立。同时在支持西藏独立的藏人之外的人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们为什么提出不同意见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追求西藏的独立。我们没有追求西藏独立，这一点中共也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中共一再的讲我在寻求独立，那是因为他有一些另外的想法，他可能需要这样讲。我们在2002年派出代表去北京，尤其是在2006年第五次会谈的时候，当时统战部的会谈人员明确的说，达赖喇嘛没有寻求独立，在内部谈话是这样讲的。可是所有对外的宣传一律是说达赖喇嘛寻求分裂。我第一次和台湾接触是在李登辉时期，当时我跟台湾的民主进步党官员会面的时候，我很清楚的讲，我方已经不寻求西藏的独立。那么你们同中方接触的话你们应该建立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在经济上和国防上建立一个很特殊的关系那是很重要的。当时，中国方面一直强调一个中国的立场。其实，我当时完全赞成一个中国的立场。

7.达赖喇嘛是好人
提问：（潘永忠 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
我讲两件事。我是德国来的，前几天我和德国的一个议员见过面。他说，我前些天去了西藏拉萨，我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我想做什么，干什么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我想看的想听的都听不到看不到。他很灰心的回来了，他给我讲了这些，他感到非常伤心。
第二件事，就是我女儿的事，她是出身在德国，我女儿十八岁，有一天我们谈到达赖喇嘛的时候，我的女儿说：达赖喇嘛是好人。

8.我会表示道歉，说对不起
达赖喇嘛：
我知道大概在四、五年前西藏的军官他们的手机里有达赖喇嘛照片，这说明他们心里想说的话不能说出来，在中国大使馆里工作的官员，讲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有他们对西藏的看法，不过就是不能讲出了。实际上这样对事实的掩盖是很悲哀的。两年前，有一个流亡的藏人回到藏区，当他回到他自己的县时，他们的村上组织了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盖了很多的房子，我们非常的幸福等等。过了两三天以后到他的家里去做客，你非常的幸福吗的时候，他就拉着我的手非常悲哀的说，他们非常的困难。我们盖得这些房子一定要按着他们的格局修建，简直是债务累累。那我就问，那你不是在村委会上不是说你们非常幸福吗？他回答说，他悲哀地说：「我们非常的艰难。」所以他在人前讲的和人后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呼吁，如果，西藏的人民真的象中国政府说的那样幸福的话，应该让外面的人到里面去看，去了解。如果真的西藏的人生活得很好的话，我会表示道歉，说对不起。

9.人民政府？
提问：（陶静 法国自由撰稿人）
达赖先生，您是一个国际人物，您今天来到荷兰与我们会见座谈，这是因为中国民主党主席张英先生为了欢迎达赖喇嘛您和纪念六四20周年的努力分不开的。您刚刚提到了驻外的西藏人士不断的去学汉语，跟汉人和知识分子沟通，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可是我觉得，当您进入这个会场的时候，您作为一个一直驰骋于国际会议的一位精神领袖，您有没有想过藏人也应该首先去了解汉人的习惯去怎样接近，比如：我们的汉人首先会感谢东道主，由张英先生主持这个会议。他为了欢迎您的到来，连夜赶写欢迎您的欢迎词。所以我借这个机会，给您一点点的建议，也就是说，既然您要的是不同认识对你的一个支持，那首先是平等。所以请让张英先生祝词表达他的心愿。谢谢！
达赖喇嘛用手指向张英先生笑着示意他发言。
张英：（独立学者、自由作家，中国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欧亚主席）
首先非常欢迎和感谢进行友好的交流，今天正好也是六四天安门20周年的纪念日。我作为《中国之春》杂志社的社长之一，我对达赖喇嘛每年六四纪念日给的文稿表示衷心感谢。今天我们见面恐怕北京外交部非常的恼火，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讲：「谁要是支持达赖喇嘛，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我们要说的就是，主权在民，我们中国人民最有权利干涉中国内政！（达赖喇嘛笑着用汉语说「人民政府」，众人笑）「人民政府」反人民。所以，人民要打倒所谓的人民政府。（达赖喇嘛：「但是人民政府只是一个口号而不是实质。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笑）所以我一直赞赏，达赖喇嘛所说的，你对中国政府失望，而对中国人民充满希望。我们不仅是对中共政府失望，而且绝望。所以我们汉藏一家团结起来，心连着心。我们真正的合作起来，结束共产党政府的一党专政和暴政。（达赖喇嘛笑了）

10.藏汉民主统一阵线
接下来我讲的问题是，我响应达赖喇嘛去年说的中共有统一战线，我们也要搞统一战线。（达赖喇嘛用汉语插话：「统一战线」）我建议把它改成「藏汉民主统一阵线」。这个「战」，是共产党搞斗争，我们搞阵线，我们搞和平、非暴力，不搞斗争。但是精神还是统一战线的精神。这是一个框架，今后我们和藏人朋友一起搞一个「藏汉论坛」彼此沟通，而且我们《中国之春》杂志社1996年十一月二十一和二十二日在伦敦大学启动了「汉藏对话会」，十三年了，我们应该把它继续。把它搞成固定的形式，汉藏的友谊源源不断。（张英另呈中英文书面发言稿）
达赖喇嘛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去掉「战」字，这一字改得好! 建立「汉藏民主统一阵线」，我支持！至于细节的问题，你可以和当地的藏人或办事处进行联系。

11.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和自治权
提问：（忻俭忠 中国民主党比利时委员会主席，《荷汉大辞典》主编）
我是比利时中国民主党党员，比利时华人。1905年列宁就讲过，各民族有自决权，直到分离权的原则。十月革命胜利后新政权允许芬兰独立，并宣布沙俄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无效，把非法占据的领土还给中国。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常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世界潮流，任何人也阻挡不了」。藏族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有自己的地域、文化、语言、宗教、艺术、医学和传统，历史上建立过国家，她所有这些与汉人不同的，按着列宁和毛泽东的讲话，西藏应该独立了。但是达赖喇嘛现在很明智，他不谋求独立，他要求高度的自治，我觉得达赖喇嘛很了不起的。所以我觉得和中共打交道呢，我们要以中共的理论来对付他，你们西藏人可以好好看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来对付共产党。列宁说，「诚实是政治上有力的表现」。可是中国共产党就是不诚实。他老是说谎。（大家笑）这是中共政治上无力的表现！我们要让他们公布六四的真相，公布西藏的真实。
达赖喇嘛：
我们曾经第三次与北京政府谈话的时候，我们使用了毛泽东和马列的一些理论，他们有些人说，中国共产党不太成熟所以用了好多马列主义的思想，现在中国共产党日渐成熟了，所以马列主义的思想也不适用了，过时了。所以，只要有权力他们可以随便干什么都可以。所以他们也可以不要真理。你们不是也知道，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个军人讲了天安门发生的一些事实，不是过了几天也就被逮捕了吗。

12.我们寻求中国法律框架之内，西藏的生态与稳定
提问：（王唯洛 独立学者、德国博士、研究中国环境问题的著名专家）
达赖喇嘛您对生态环境有精辟的认识，那么您也只讲了西藏生态环境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说达赖喇嘛在说谎，根据我的研究在中国生态环境最厉害的地方真如您指出的，是中国的河源地区，是中国的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这个地区居住的百分之九十的是藏人，虽然按着中国的地域划分中它不在西藏自治区之内，它在青海省和四川省境内，但是历史上藏区之藏族人生活的地方。我是提倡你所提出的，把整个西藏作为一个和平的区域，因为他不但是从文化宗教，也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只有把这个区看做一个生态系统，我们才能够解决全球生态环境的问题，这样既保护了西藏也拯救了中国。希望您谈谈中国对西藏生态环境的破坏。谢谢！
达赖喇嘛：
这个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不仅仅是对西藏的生态环境，而且对印度、孟加拉国、中国有20多亿的人受益。所以西藏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成了很重要的。中共在讲我们在要求大西藏。其实，我们没有要求大西藏，没有讲大小的西藏，我们只是要求把西藏自治区，以及自治区以外的自治州、自治县、藏族乡的一个集中。民族自治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的法律。我们只是在这个法律框架内的统一的集中的自治架构。想在这些自治地区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和环境的管理系统，显得特别的重要，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想法。我们没有提过政治上的独立。我们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争取一个民族自治。去年我看到一封中共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来自中共的西藏问题的专家和学者之手。在报告当中他们说，达赖喇嘛是一个「骗子」，他「骗了所有世界上的人」，今天我在荷兰有一个公开的演讲有一万多人参加，那就是说这一万多人都是在我的「欺骗」之下，（人们哈哈大笑）我在「欺骗」。所以，今天你们汉族同胞来到这里，也是愿意接受我的「欺骗」。（人们和达赖喇嘛笑：哈哈哈）他们有这种说法，所以有事找不到真正讲话的空间。所以我一直在讲汉族同胞、华人同胞的声音是至关的重要。有很多汉族同胞将这些真话如实的反映出来也是很重要的。

13.达赖喇嘛是菩萨的化身
提问：(路易 独立学者、自由作家 中国民主党中央常委、秘书长)
最近我在学习西藏的历史和藏传佛教，以这种愿望为出发点我去了北京，在北京有很多寺庙。其中，香火最旺的是雍和宫。因为哪里是藏传佛教的寺庙。在北京郊区，北京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八大处的藏传佛教庙宇。再远一点的河北承德，每逢初一和十五，北京城里来，刚刚才形成的中产阶级，开着他们的宝马车，开着他们的奔驰来到承德小布达拉宫。在那里烧香的都是汉人。在这三个地方的导游告诉游客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达赖喇嘛听出来了，微微一笑）。然后我在承德的时候，有一个烧香的人问导游，达赖喇嘛是那里的？导游没有回答，然后我给这个烧香团的人说，我是从欧洲来的，我能见到达赖喇嘛。他跟我握手，他说把这份敬意转达给达赖喇嘛，这个烧香团的所有的人都跟我来握手。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宗教是很强大的。

14.我对西藏人说对不起
达赖喇嘛：
大概是过去了十几年，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在中国境内有很多人来到印度，看我的人源源不断。我在印度每年都有一次针对汉人的大法会。在这个大法会上有很多中国的华人，很多中国大陆来的佛教徒，他们流着眼泪对我说：「您忘了我们这些在中国境内的佛教弟子」。在他们给我讲这种话的时候，我也很悲痛。我在给这些华人说，从佛教的传承来说，中国的佛教徒是藏传佛教徒的兄长，我们的佛教是传到中国了之后，传到了西藏。所以，西藏的佛教徒是学弟，学弟对学长要表示尊重。有时我开玩笑的对他们讲，从知识来说我学弟可能比学长学问高一点。话说回来，中国政府的官员们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谈话？是因为达赖喇嘛来到中国，会出现混乱？假如他们向中国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真实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阻拦达赖喇嘛去中国。所以他们一定要说，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所以，对我的攻击不是出于无知的状况，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提问：（毛小敏 自由作家，明天会更美好工程主席）
我已经抗议好几天了，但那是我在达赖喇嘛的面前，我觉得不好意思再用这种方式，我抗议荷兰政府这样对待达赖喇嘛，……我想告诉达赖喇嘛，天安门精神还活着。我还想对西藏人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在西藏发生了什么事。我还有一个问题，最近世界上有一个书叫《九评共产党》出版了，这本书不仅仅指出了中国问题和西藏问题的根源所在，而且指出了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它彻底否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共产党实际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我想请问达赖喇嘛先生，您是否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出版？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15.我是马克思主义
达赖喇嘛:
听说过，但是没看过。所以对内容不了解。但如果说到马克思主义的话，我可以说我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列宁我不太赞成，列宁是集权独裁嘛，斯大林比他还厉害。要说到毛泽东思想的话，大概在1955年前，毛泽东思想还是不错的，1954-1955年我在北京，毛泽东我见过好多次，我的这只手经过了毛泽东的加持。当时毛泽东把我当做一个孩子，他有很多想法和建议。最重要的是让我到中国好多地方去参观，见过很多的省长、市长，他们大多数是党员，很多副职都不是党员。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如果和党员干部谈话时，他们都谈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如果和党外人士谈话，他们似乎不谈实质性的问题。而且老是谈天论地，冬天这里的天气比较冷啊，夏天这面的天气好呀等等。就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个「国际主义」我特别喜欢。那种经济平等的说法我还是很赞成。我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说，不能参加共产党，但是可以列席党的会议。比如像郭沫若，他好像也没入，但是可以参加会议。1956-1957年当时提出百花齐放。我在内地的时候，毛泽东经常说，共产党是要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鱼离开了水一样就不能存活。当陈毅去拉萨视察时经常说这句话。但是，57年以后就变了，所以，当时提出的百花齐放连根一起全部拔掉了。从此，毛泽东变了，对于权力的欲望超过了理智。所以我相对来讲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对列宁和毛泽东我失去了信心。

16.共产主义不会灭亡，共产独裁一定灭亡
我们都有责任纠正中国共产党所走的不正确的，走歪了的道路。苏联解体之后，在一次会议后我和戈尔巴契夫见过面，我问他：「我觉得共产主义的思想不会灭亡。但是，共产独裁的思想一定会被灭亡，你是怎么看的？」当时戈尔巴契夫没有回答我。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专制集权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你看中国基本上变成了资本主义，穷人已经很穷了，劳动人民（汉语），确实是很悲哀的。比如美国，它本来就是始终是资本主义，象中国起初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变成了资本主义。不过，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讲民主，可以批评，媒体是自由的。比如英国，是资本主义。可是，这个媒体的自由度很高，最近官方的腐败的现象披露出来以后，他们很快就下台了。但是，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可是媒体没有自由，所以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法制不健全，所以，很难治理。没有权力的平民可以判重刑最无奈，在中国最腐败的是党员，他们有权力所以没办法。所以，我有时想中国大陆将会什么方向发展？我有点担心。所以，中国大陆应该掀起一个新的解放的运动。（鼓掌完）
（2009年6月4日阿姆斯特丹，由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嘉先生现场翻译）

达赖喇嘛访问荷兰 强调汉藏互惠

2009-06-06
达赖喇嘛六月四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会见荷兰、比利时、德国中欧各国的民运人士，知识分子以及藏族和汉族侨民。在会见中，达赖喇嘛再次强调汉藏大团结，互相信任理解的重要性，强调保证信仰自由和西藏文化的重要性。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从德国发来的报道
六月四号，是举世震惊的天安门大屠杀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到荷兰进行访问的达赖喇嘛不仅引起中国政府的紧张，而且也引起欧洲社会的高度关注。达赖喇嘛在阿姆斯特丹对一万多民众参加的会上发表了演讲后，不顾疲劳立即会见了荷兰，以及从比利时德国等中欧各国赶来的民运人士、知识分子和藏族汉族侨民。在会见中，达赖喇嘛向大家问好后，立即强调。“藏人和汉人，就是藏族和汉族接近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问题呢，我们相互之间的情况需要了解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经常在讲汉藏大团结，汉藏大团结应该是真正的大团结，来自内心的团结，只是口头上讲大团结那是不够的。要能够达到真正的大团结，就要相忽有信任。那怎么去建立我们之间的信任呢？那就是我们要抛开相互之间的怀疑和猜忌。”参与这次会见的组织工作，居住在荷兰的民阵主席王国兴先生和中国民主党主席张英先生，由张英代表发表了欢迎致辞，达赖喇嘛对他的致辞做了回应。“借这个机会我们再次对达赖喇嘛表示至尊、至诚地欢迎和感谢！今天真好使六月四号，六四二十周年的大日子，我作为中国之春杂志社的社长之一，对达赖喇嘛以前，九十年代，十多年，每年都给以六四纪念的文告表示衷心感谢。关于今天我们的见面，我想起来，这两天北京外交部说，谁要会见达赖喇嘛就是干涉中国内政。而我要说的，我们一再强调主权在民，我们中国人民最有权力干涉中国内政！”达赖喇嘛插话，“人民政府？！”（大家笑）张英：“人民政府反人民，人民要打倒所谓的人民政府！”达赖喇嘛：“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民政府只是一个口号，它实际是共产党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张英：“所以我非常赞赏达赖喇嘛说的，对中国政府失望，对中国人民充满希望，而我们要说的，我们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失望，而且绝望。所以我们汉藏一家，汉藏民族要团结起来，心连心，要真正合作起来，结束共产党的一定专制，结束共产党暴政！”有一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见。整个会见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在会见中达赖喇嘛还就和中国政府的谈判问题，西藏的环境保护问题，文化问题等和大家进行了交流。会见引起荷兰各方面媒体的高度关注。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བོད་རང་སྐྱོང་། བོད་རང་བཙན། 不等于“西藏自治”、“西藏独立”

文/达瓦旺欠

བོད་རང་སྐྱོང་། བོད་རང་བཙན། 不等同于“西藏自治”、“西藏独立”

བོད།（博）是不是Tibet 是不是西藏，tibet是不是从“大博”的发音演绎而来？或者，从tibet变成“吐蕃”还是从“吐蕃”变成“tibet”？中国人叫我们“藏”还是“博”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藏人说的“བོད།”和汉人说的“藏”或英语的“tibet”在文化上，地理上，语言上都是不是一样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中国政府说的“西藏”不是藏人说的“བོད།”这一点可以确定。但是，中国人说的“藏区”是“བོད།”的意思没有错。
今天的“西藏”是不是今天的“བོད།（博）”，昨天的“西藏”是不是昨天的“བོད།（博）”。从把“蕃”改名为“西藏”的过程，把“唐蕃会盟碑”改变成今天面对着布达拉宫的“民族团结宝鼎”的过程。从唐朝的“唐蕃会盟碑”到今天面对着布达拉的“民族团结宝鼎”，那一个不是征服“博巴”的象征和愿望的表白。甚至将毛泽东的塑像赠送给并不缺少塑像的”博”。这因为是“博巴”喜欢毛泽东所至吗？不是，热爱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歌的作者都是汉人，歌词都是汉语。中共只是用藏人的口唱给汉人：“你们看藏人是怎样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像“唱只山歌给党听”，“翻身农奴把歌唱”都是党培养的干部才旦卓玛用汉语唱的，“百万翻身农奴”并听不懂，只有汉人能听懂。中共把中国人都骗了，汉人以为这是“博巴”的心声，其实不然。所以，导致བོད་རང་སྐྱོང་། - autonomous of Tibet- 汉语译作“西藏自治”和བོད་རང་བཙན། - Free tibet – 汉语译作“西藏独立”中的 བོད། - tibet – 西藏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上的不同变化。
因为，有了以前的བོད། - Tibet – 西藏的不同，所以导致今天བོད་རང་སྐྱོང་། - “西藏自治”的概念发生了差异。而博巴自己也非加上一个“大”字来和汉语的西藏加以区别（表示她的完整性）。实际上藏语的བོད་རང་བཙན།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意思。那么བོད་རང་སྐྱོང་也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意思。如果都说成“自治”没错，都说成“独立”也没错。总是自己管理自己。中共把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打”都能够看成友好，那么“བོད་རང་སྐྱོང་། བོད་རང་བཙན།”怎么看成独立呢？完全是感情用事吗。是民族歧视的产物。如果，今天我们承认今日的“西藏”是“བོད།（博）”，那么有一天（不是中国共产党，假设中国是一个民主制度的政权）我断定，除了只谈今天中共所说的这个“西藏”之外，不会承认这个“西藏”之外的藏区“བོད།（博）”给你自治，就是有独立的可能也不可能给你历史上藏人自称为“བོད།（博）”的这块地方给你。因为，藏人自己放弃了“བོད།（博）”这个概念，而主动默认了他们的“西藏”。藏人承认了不同于“བོད །（博）”的“西藏”而永远不可能收回“བོད།（博）”这个地方。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已经摆在了“卡瓦坚”的面前了，到现在有人还在同中共玩文字游戏，尤其是生活在自由国度的“博巴”。实际上藏人同汉人一起玩汉文字“西藏”的游戏，而很少玩藏文字“བོད།（博）”的游戏（大多数）。我希望博巴们醒醒吧！让“西藏”见鬼去吧！我们要按着尊者达赖喇嘛的温和态度建立藏区，或者我们要按着传统坚持独立。总之，自己管理自己，才是我们要走的正路。

藏、藏人、藏语

文/达瓦旺欠

བོད། བོད་མི། བོད་སྐད།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西藏人自己怎樣稱呼。從古到今他們自稱為【博】。我們還是堅持自己對自己的稱呼。就像中國人稱France為法國，holland為荷蘭，Germany為德國。外國人同樣稱中國為China.自己尊重自己是最重要的。我當然也看到有一個文章（我記不清文章的名，是一個傳教是的記錄），其中有一個記載，俄羅斯傳教士為了方便在西藏傳教，在藏區劃分了【西藏】和【東藏】。我覺得這個來源比較可靠。因為用漢語稱呼【博】為【藏】是比較可信，也是比較合理。因為，對此有兩個說法；1.這個字與“髒”字同音。2.来自卫藏的藏。比如，稱【博蓋】為【藏語】。稱【博米】為【藏人】。後來確實也有一個東藏自治區的存在。所以，西藏的存在也很自然。
我向來反對把【博】稱之為【西藏】的原因不在他的稱呼的漢化和貶義。而是越來越被利用【西藏】來分裂【博】。中共越來越將西藏一詞只指為【衛藏】那一塊地區。作為中國那是很自然而順利成章的事。今天，藏語的【博】的概念，漢語的【西藏】的概念，英語的【Tibet】的概念根本不規範。就像西藏人一樣四面八方不可以同而治之。中共因為他的確有一個西藏自治區而把它被定為西藏沒有錯，他們專指它為一個地區。而不可理解的是流亡的藏政府堅持要把英文的“tibet“翻成西藏。這樣來圈定一個國家的概念。而今天實際上把英語翻譯成【Tibet】這個概念是錯誤的。今天【Tibet】翻成漢語在中国已經成了【卫藏】的這個概念，而不是【博】這個概念。Tibet是一個國家的概念或整個藏區的這個概念只是在中國以外的外國人常用的概念。而中国官方将【Tibet】一如既往的翻译成西藏（专指卫藏地区）。中國所說的【西藏】根本與藏人所说的【博】是两个概念截然不同。所以我覺得，tibet和西藏，還有我們自己稱為【博】的名稱需要一致的話，很簡單需要把東藏，西藏的東、西去掉。直接稱為【藏】(實際上中国人也是這樣稱呼其不同。如，青海藏區、甘南藏區、四川藏區等等。所以我覺得應該這樣：
西藏- དབུས་གཙང་-【衛藏】-west tibet
東藏- མདོ་ཁམས- 【多康】-east tibet
藏 -བོད- 【博】 -tibet
藏人-བོད་མི - 【博巴】-tibetan
藏語-བོད་སྐད- 【博蓋】-tibetan

中共应该如实地解读达赖喇嘛的诚恳

才嘉
针对美国政府允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美国，以及柯林顿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中共外交部发表「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其发言人朱邦造21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更攻击达赖喇嘛是一个「从事分离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达赖喇嘛为了弘扬非暴力的理念而经常周游世界。每当他踏上异国土地时，中共就开始大骂达赖喇嘛的「分裂行径」。就连1997年3月达赖喇嘛应台湾佛教界的邀请首次访台弘法，中共也把那次纯粹弘法之行定位为「藏独与台独合谋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这种泼妇骂街式的陈腔滥调，世人已习以为常。 如果把达赖喇嘛以大慈大悲之心，到世界各地弘法讲经、传播理念，以求得世界安宁，祝祷地球村的人民福寿永康之单纯的宗教之行，也当作分裂活动，那么，只有接受专制、拥护独裁、违背民主才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了。这就是中共的一厢情愿。 达赖喇嘛的精神理念已经超越了政治和国界的藩篱。他追求的是人类关怀和世界和平，而不是统独纷争与权利荣耀。作为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周游世界，奔走呼吁，仅仅是为西藏人讨个公道，让西藏古老的宗教文化延续下去。 达赖喇嘛早从70年代中期开始，就很少提及「西藏独立」的字眼。特别是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方案。其宗旨是「西藏成为一个民主的自治政体」，而这个自治政体「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有负起西藏外交政策的责任」。这个方案，是达赖喇嘛第1次公开声明未来的西藏不必寻求「完全独立」。 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斗争哲学获了世人的赞佩与认同。过去10多年，达赖喇嘛一路走来，始终如一；除了为西藏寻求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以外，没有向中共提过任何更高的要求。达赖喇嘛非常诚恳地考虑中共一再强调的「主权」与「统一」，而提出了这一理性、宽容、互利的方案。然而，中共当局将它解释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 达赖喇嘛的理念与追求，没有因中共无理打压而改变。他坚信西藏问题一定会得到和平解决。因此，他一如既往地向中共释出诚恳的善意。就在去年（1999年）西藏民族抗暴起义四十周年的演讲声明中，达赖喇嘛明确提到：「我无意寻求西藏独立，并希望开始谈判，以此为西藏人民带来真正的自治，保存并弘扬西藏文化、宗教与语言的完整，乃至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我衷心希望我提出的『中庸之道』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团结，并保障西藏人在自由、和平与尊严中生活的权利。」 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再一次公开表明：「我追求的是西藏民族能够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不是走向独立，但中国政府不仅不信任我，而且还公开指责我在说谎。」达赖喇嘛非常务实地选择「西藏高度自治」，是基于考虑到一向被中共当局视为至关重要的「稳定」和「统一」得到保持。难道这也是分裂「祖国」？中共当局应该理性地面对达赖喇嘛的呼吁，了解达赖喇嘛的诚恳和公正。这样才能圆满化解西藏问题。

信仰自治可能是一剂良药

文/达瓦旺欠

我同意：
田岛音一说的：＂信仰自治可能是一剂良药。藏区闹事，其核心肇事者一般都是僧人。他们的人生观没一般人那么世俗化，要的不是政治自治而是信仰自治。也就是说，只要在宗教治理上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空间，就能大大地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这是其利之一。＂
田岛音一说：＂说到好治理，我们就发现其实北京和达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社会的全面世俗化。共同的“敌人”也能当成共同语言。而遗憾的是看来北京和达赖目前都忽视这个“敌人”的存在。＂再加一条保持稳定，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和谐＂．如果共产党真的讲和谐．达赖喇嘛就是和谐的神．应该拜他为师．
我不同意：
田岛音一说：＂无论是小西藏（曾经格鲁派统治的卫藏地方）还是大西藏（达赖主张的“西藏”，除了西藏自治区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怎么划分“西藏”都会引起争论，也会产生新的矛盾。＂看来他不懂西藏文化．小西藏和大西藏的概念都搞错了。所谓小西藏，就是西藏自治区之内，中共法定为西藏，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所谓的 “大西藏”是以文化和民族为根据的西藏历史上固有的卫藏、多、康（西藏三区）。达赖喇嘛要求自治，是顺应民心，共党一定要说成是变相的独立，根据何在？到底是谁在制造矛盾“引起争论”。
田岛音一说：＂信仰和世俗政治是两码事，那么所谓的“自治”应该也有两种：“信仰自治”和“政治自治”。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而不是几百万藏族人的政治性合法代言人。＂这又说错了，藏族人在一开始创作的这个达赖喇嘛和他的灵童转世，就是为了西藏人说话的代表．没有他共产党就高枕无忧了．今天，没有人权的时候，达赖喇嘛尤其不能不说话．假如，有一天需要政教分离，人民不再需要有神的保护．是因为有一个政权在保护她们，而不是在镇压他们．不需要达赖喇嘛，也要创作他的人们自然而然不再需要他，而不是共产党强迫西藏人民放弃达赖喇嘛．
　　
田岛英一（日本神奈川） 原文如下：
“西藏问题”和两种自治
(2009-03-16)
　　达赖喇嘛在流亡50年周年发表讲话，指出过去50年中国政府令藏族人的生活如“人間地獄”，西藏宗教、文化、语言和身分等都將消失。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根本不符合西藏的实际现况。但具体且个别的事实我暂时不谈了，我要用耶稣说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所谓的“西藏问题”，即：“神（信仰）归神，凯撒（世俗政治）归凯撒。”
　　信仰和世俗政治是两码事，那么所谓的“自治”应该也有两种：“信仰自治”和“政治自治”。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而不是几百万藏族人的政治性合法代言人。（从第五世达赖喇嘛开始的格鲁派神权统治时代没有主权概念，也没有领土概念。现在仅凭那段历史要求这个代言人的位子，那也不大合理。）那么他该要求的是信仰自治，而不是政治自治（他所说的“高度自治”）。
地区和群体已不单纯地一致
　　首先世俗政治不能从观念出发，一定要正视现实。也就是说，思考西藏的政治自治时我们该重视的不是“民族自决”那样的20世纪初期的老观念，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西藏已经近60年的事实。
　　世俗政治不能从历史出发，一定要尊重现况。过去西藏是个独立国家还是自古以来一直都系中国固有领土，这已经不重要了。若你现在拿过去越南被中华帝国统治了1000年的历史来说中国对越南有主权，那不是闹笑话？
　　中国西南、西北、西藏等地本来就有好多民族杂居，而在这60年中，杂居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了。那么，无论是小西藏（曾经格鲁派统治的卫藏地方）还是大西藏（达赖主张的“西藏”，除了西藏自治区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怎么划分“西藏”都会引起争论，也会产生新的矛盾。（比如说，实现藏族“高度自治”后，居住拉萨的汉族、回族等新少数群体的自治权怎么保障呢？这不是没完没了吗？）
　　再说，不管在世界哪里，人口流动量都不断扩大。如今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来说，怎么保障少数民族民工的权益，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地区和群体已经不单纯地一致了，哪些地方属于哪些民族这样的说法本身都越来越不对头了。如果忽视这种现况，坚持要求政治自治，南斯拉夫的悲剧（杂居的群体互相厮杀）就会重现在中国。这样，对谁有好处？
　　无论是“独立” 还是“高度自治”，对西藏给予特殊的地位这样的要求太不现实了。首先我们应该尊重中国统治西藏的事实，把这个现实当基础，然后再想尽办法实现每一个群体都能维护尊严的、更好的治理。
　　共同“敌人”是社会世俗化
　　说到好治理，我们就发现其实北京和达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社会的全面世俗化。共同的“敌人”也能当成共同语言。而遗憾的是看来北京和达赖目前都忽视这个“敌人”的存在。
　　达赖认为中国正在扼杀西藏传统文化。我不否认现在居住在拉萨等城市里的藏族人宗教意识的确有淡薄化的趋向。不过这真的是中国的错吗？这难道是强制性汉化的结果吗？绝对不是。
　　试问哪个年轻的藏族人穿着汉服？他们穿的是T恤、牛仔裤什么的。这到底是汉化还是西化？那些年轻人被无神论洗脑了吗？绝对没有。他们只是渴望经济上的成功，所以才没空去想他们的佛祖了。
　　而汉族人也有同样的危机感。自己的孩子们喜欢吃美式快餐，喜欢看日本卡通，总有不少人讨论孩子们会否“忘本”。好多传统习俗走形式或商品化，地方戏等经济效益不高的传统文化也正面临着灭绝的危机。所谓的“愤青”都急得把故宫里的星巴克赶出去了。
　　只有经济效益的东西才有合理的存在理由，一切都是用金钱衡量，这种过度的世俗主义明显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市场经济不但侵蚀传统文化，对人们的人生观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腐蚀作用。
　　别说藏传佛教的喇嘛们心急，连中国共产党都担忧蔓延社会的“向钱看”的人生态度和腐败倾向，甚至总书记都亲自出面用“八荣八耻”来纠正这种“错误态度”。中国天主教的一位神父跟我说过：对我们教会真正构成威胁的不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是社会的全面世俗化。而令年轻的城里藏族人渐渐地离开宗教的也是这种世俗化。
　　也许有人说：中国的“汉化教育”才是元凶。其实所有的藏族学生都可以选择藏语学校，只是有的家长却选择汉语学校。理由很简单，世俗化的人生观一般都是以经济收入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而学会该地区的霸权语言是这种“成功”的捷径，就像美国的拉美系子弟往往拒绝西班牙语学校，却自愿去英语学校一样。而且，若学汉语会导致汉化，在流亡政府的学校学英语的藏族孩子们早该西化了，那么达赖更没资格批评中国了。
“神”和“凯撒”先划清界限
　　那么北京和达赖该怎样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呢？信仰自治可能是一剂良药。藏区闹事，其核心肇事者一般都是僧人。他们的人生观没一般人那么世俗化，要的不是政治自治而是信仰自治。也就是说，只要在宗教治理上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空间，就能大大地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这是其利之一。
　　信仰自治能获得海外舆论的认可，有助于消解部分海外人士对中国的误会，也可以封掉西方“达赖啦啦队”对中国的无端指责。这是其利之二。
　　人是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才能成长的，而“他人”自然包括神佛等超越者和教友们。也就是说，人和人，人和神自由交流的场所也是培养道德素质，净化人生观的绝好的空间。政治领袖的几句话不会起任何作用的。要提高一个民族的道德素质，防止过度的世俗化，政治说教不如扩大人们生活世界中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是其利之三。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制定《宗教团体法》，要求每一个宗教都由一个宗教团体来统一管理。当时的日本处于战时，国内的团结优先于一切。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府非常警惕英美两国的势力通过差会和教会渗透国内。
　　50年代中国也处于战时，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惧怕国外势力，尤其是“美帝”势力的渗透。自然他们的宗教政策也跟30年代日本有相似之处：允许“五大宗教”拥有一个“爱国宗教团体”，运用“党统战部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爱国宗教团体”的一条龙对口关系来彻底管理中国国内的宗教活动。问题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初期还恢复50年代的宗教管理制度，在和平的时代中仍延用了这种体制。因为他们（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还是怕宗教的渗透会导致“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
　　但这是“凯撒”对“神”的过度干预。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应该相信国内宗教人士的良知。比如在中国天主教教会中，大部分所谓“官方教会”的神职人员都对罗马教宗忠贞，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可是他们都明白神归神的道理，所以见不到“外国势力对教会的渗透”左右中国政治的任何一面。
　　还有，2005年三位中国基督教家庭集会领袖访问白宫时，他们向布什总统投诉了中国的宗教政策。而有不少家庭集会的领袖日后批评过他们三位的行为。那些批评者认为中国教会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内部解决，不至于“上访”华盛顿。而且这种举动容易导致信仰的政治化，这不利于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也违背耶稣说的“神归神”的原则。我也常目击中国家庭教会的人们为党和政府的领袖们祷告。
　　达赖也应该配合中方。中方怕的是他用自己对僧人的影响力继续政治活动，这也是中方不敢放弃当今宗教管理制度的原因之一。达赖一日不放弃政治自治的要求，就无法解除中方对“西藏版颜色革命”的担忧。这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中国政府松缓对宗教的管理，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结果，如：膜拜教团的产生、部分宗教势力和三股势力的勾结等。但这些负面现象可以用刑事程序来遏制，不一定要用宗教管理制度来预防。推行信仰自治，利大于弊。只有“神”和“凯撒”先划清界限，然后配合合作，才能实现更好的治理。
　　
作者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教授

国家是党的奴隶，人民是党的人质，流氓是国家的主人

文/达瓦慈仁

党的利益被人的利益重，党的权利被人民的权利大，党的财富被国家的财富多 。
西藏人权的发言人唯色说 : “我也仿效之，在这里重点呼吁：请以人权的名义，释放所有因言获罪、所有因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维权而被关押和迫害的藏人，比如2005年因撰写《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及有关西藏历史地理的新书，而被判刑十年半的作家卓玛加；2007年8月1日因公开呼吁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被捕判刑的理塘牧民荣杰阿扎；2008年3月因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向外界传达藏人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看法，而被捕至今无下落的当知项欠；2008年4月因通过电子邮件传递藏地局势的讯息而被判刑五年的龙真旺姆；等等。而今年，又有多名藏人作家因撰文揭示真相而被抓捕，他们是更嘎仓央、贡却才培、卓日•次成等。而我在此列出的因言获罪的藏人名字很少、很少，事实上这个名单可以罗列很长、很长。 早在前年，就荣杰阿扎仅仅因为公开发表几分钟的言论表达，便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甚至被定性为重大政治事件而入狱，我在自由亚洲的节目中评述说，因所谓“政治问题”入狱的藏人，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涉及面来说，在西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半个世纪这么众多，这么广泛，这么无休无止；被判刑的藏人填满了全藏各地不断兴建的牢房……至于被激怒的当局所做出的强硬反应，表面上看似有效，但决不会长久，涌动的暗流总有一天会冲破阻碍自由的堤防。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去年乃至最近发生在多卫康藏地的抗议事件是如此频仍，证明了西藏的人权状况其实十分严峻，根本不是各级官员们厚颜所言的“当前是西藏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否则怎么可能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天怒人怨呢？”中国的兰州近来有一个新的职业非常流行，是一个不公开的公开秘密。叫做：摸吧。进了摸吧在酒吧买上三瓶啤酒，就可以被一个女郎引入一个大的被遮盖的严严实实的黑大厅里。里面有男男女女不计其数。给十元人民币，那里都可以摸，真的到了一个圈牲口的饲养地。这样的在欧美一般正常人很难看的得到，除非是流氓聚集。而今天大庭广众娱乐的酒吧，成了流氓聚集的地方。如果不是流氓在管理，那有这样卑鄙下流的地方？众所周知,在中国,只要说共产党好，牲口都可以当人。可是，只要说共产党的不对，人也就被他们折磨成了牲口。因为，党的利益被人的利益重，党的权利被人民的权利大，党的财富被国家的财富多。一句话，国家就是党的奴隶。流氓就是国家的主人。

達賴喇嘛尊者：終結暴力才是正道

『国际西藏邮报2009年4月27日达兰萨 拉报导』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当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演讲时，戴着加州金熊队的遮阳帽，周日并围着围裙在旧金山供食厨房里，为大家服务供餐。诺贝尔的桂冠是，全球为他对于和平的承诺与努力不懈的加冕，以及为了使人类获得更好生存条件而努力奉献的称扬。如同他为数千人的演说，总是以清亮的笑声与 声调，调伏了来会见他并听他说话人们的心。 潘乔，从慈心非暴力教育中心来的一名部落客，告诉西藏邮报记者说，“我最喜爱引用的话语是：'放下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武装'，他还说'确保和平未来的最佳途径，就是如同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一般，珍爱彼此。”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的行程，以奉献与慈悲为主题，温暖了人们的心。 潘乔，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在柏克莱接下来的活动，因为考虑了他人的利益，他说： “我把我的票给了出去，这样，另个人便可以感受到尊者的慈爱，但我听说他明确主张废除核子武器，而且如同往常一样，以他的幽默、慈悲和善良，让全场的观众陶醉不已。” 沙 迦汉，柏克莱本科生，也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但谈到尊者传达给观众的讯息说， “他谈到有关于个人内在培养与发展慈悲的想法，和如何扩及于众人，和平便可能扩及全世界，实际上是相当可行的。他谈到如何生活的更为平和宁静，以及如何在现实中更为满足。所以尊者提到解除这个世界的武装的必要性，终结暴力才是正道，以及我们这一代该承担起的责任，以确保世界公民幸福的未来。当询问尊者对大 学毕业生的建议时，他说，在生命的各个面向，应该总是怀着最好的希望，但做最坏的打算。他还补充说，生命真的不容易，所以不应该自我欺骗。 ” 4月26日，周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100名无家可归的人们，服务供餐，他说：“我真的很高兴有机会来访问大家，我们的生活依赖于他人。我也是，我的生活依赖于他人。你们仍然存在于人类社会中，是人群里的一份子，请感到高兴和尊严。 ” 尊者将于本月30日，前往波士顿进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吉列体育场的访问行程。 国际西藏邮报记者哈特新闻报导

可能牵手的机会有多少

达瓦旺欠/文

文革一样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巩固民族团结 维护祖国统一六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说：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捍卫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从根本上维护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

密切交往？
近来，在中国内地一份关于“高考不一定非得考英语”的政协委员提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同时，博文《不学英语中国将倒退100年》收获了一片谩骂之声。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经济学中，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在其他社会领域同样存在。因此，这份提案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力挺。
汉字是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始祖”级别的文字。她当然是值得珍惜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消亡。然而，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我们不得不看到，汉字、汉语是一个封闭性的语言系统，如果得不到其他语言的补充，语言的革命性就会消亡，社会就不可能正常地新陈代谢。
然而，在西藏不是这样。藏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举例：在西藏和藏区县以上政府的干部中有95%以上的干部不会藏文。有80%的干部不会讲藏语。尤其是援藏干部100%不会讲。援藏干部建起来的街面工程中做买卖的商人100%不会讲藏语，这就是密切交往？
虽然，论民族区域制度中说：“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捍卫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可是，没有共同的命运。汉语是官方语言，藏语是山寨语言。一个是领导“冒号”。一个是群众“引号”。
仅一个世纪以来，汉语曾经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国语”、“普通话”、“汉语”（或“现代汉语”）、“华语”等。在英文中，有Chinese，Mandarin，Standard Chinese，Putonghua，Kuo-yü等。这些词语的出现都有相应的历史背景以及各自的使用范围。上述这些说法，应该说，无论中外人士，都能心领神会。然而细究起来，这些说法在使用上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而且时有混淆甚至混乱。但是，从来不会把藏语说成是“国语”、当然更不可能说成是“华语”。无论从那一种说法，藏语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语？
我们知道，“华语”即“汉语”， 但把“华语”定义为“汉语”有不妥当之处。从“华语”的词义看，这里的“华”除了“中华民族”之外，当无其它解释。那么将“中华民族的语言”视为“汉民族的语言”，其不适宜之处显而易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只是“汉族的语言”而已，尽管它“是我国的主要语言”（第432页），但这毕竟不能代替整个中华民族的语言称呼。以局部代替全部自然是不适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其它的民族语言排斥在外了。正因为如此，其他民族的语言是中国的什么语言。如果，中花人民共和国的名称来看，藏语不应该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语种，因为，他不是“中华”这个系列。今天，如果党政军在藏区密切交往，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说80%的藏民说的藏语，这样一定可以做到密切交往。如若不是这样，那就是“三聚氰胺”效应。

相互依存？
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实行群居生活，互相帮助。因为人类没有锋利的指甲，没有锋利的牙齿，没有能高速奔跑的双腿，要想击败猛兽，捕到大的猎物，只能依靠多人联合的力量。
　　现在虽然没有猛兽要击败了，没有大的猎物要捕了，但人们组成了社会，仍然在互相帮助，共同繁荣。穿着别人做的衣服，吃着别人种的大米，住着别人建造的房子。虽然有时会打架，有时会有竞争，但人们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同获利，共同发展。相互帮助是前提条件。相互贬低不可能有依存。
我突然想起一个犹太人的寓言，他是这样说的：
从前有个国王，得了一种世界上罕见的奇病。经医生诊断，此病只有喝了狮子奶才能痊愈。可是怎样才能得到狮子奶呢？大家都一筹莫展。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子得知此事后，想出一个办法。他每天跑到狮子洞穴的附近，给母狮子送上一只小狮子。到第10天，他和母狮子很亲密了，终于顺利地取到了一点狮子奶，可以给国王当药用。
可是在去王宫的路上，他自己身体的各部分却吵起架来，闹得不可开交。吵什么呢？原来是争论身体的哪个部位在取奶的过程中最重要。
脚说：「如果没有我，就走不到狮子洞，自然就取不来奶。」
手说：「如果没有我，拿什么取奶？」
眼睛说：「如果没有我，看也看不见狮子，怎么取奶？」
这时，舌头也突然加入进来，说：「如果不能说话，你们一点用处也没有。」
身体各部位一听，更不服气，群起而攻之：「你舌头没有骨头，完全没有价值，别再妄自尊大。」
舌头一看情势不妙，赶紧闭口不语。
进了王宫，舌头又开口说：「到底谁最重要，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到了国王面前，男孩子献上狮子奶，国王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奶，便问那男孩子。
男孩子回答说：「这是狗奶。」
这时身体各部位才知舌头的重要，连忙向它道歉。于是，舌头才改口说：「不，是我说错了，这是货真价实的狮子奶。」
今天我也在中国看到了舌头在藏汉关系上有多么的重要了。而西藏人的舌头被割了。

休戚与共？
看到这个休戚与共，我想起去年3.16日兰州西北民族大学的学生们打出来的“藏人休戚与共”的标语。为什么不与汉人休戚与共而打出了“藏人休戚与共”的标语呢？当然这和当时的军队围攻全藏区的寺院和在阿坝枪杀藏族学生有关。
休戚与共当然是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可是，与谁休戚与共那是要看条件，要看是不是把我们这些个“奴隶”当人看。如果，有人不把我们这些个奴隶当人看。那么，这些“奴隶”当然也不会把“解放”了他们的“主人”当人看。一个是拿大棒的，一个是挨大棒的。一个是抓人的，一个是要被抓的。不可能有休戚与共。
密切交往没有语言的条件。
相互依存没有共同的愿望。
休戚与共没有相互的信任。
这就是今天西藏三区（不包括政府不讲藏语的工作人员和流亡在西藏的不说藏语的汉人）普通老百姓的现状。表面上的都是假，内心的才是真的。请问问西藏的藏人，共产党在西藏人的心里不值一文钱。没错今天在西藏修铁路、盖大楼。可是大部分国家基本建设，那是国家应该还做的。这一点都不做西藏怎么能够成为中国的呢？就凭这一点要让西藏人放弃几千年的西藏文明。就凭这一点让西藏人放弃他们祖祖辈辈塑造的达赖喇嘛的这个系统。休戚与共要用心，不是用口。心服才能够服人，打压是说服不了人的。心不服，怎么能够休戚与共？那么，只有藏人自己休戚与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