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8日星期日

藏语也是国语-祭藏人的歌喉-百灵鸟德白



才让当周\



传来德白病逝的噩耗,在微信上的藏人群里传开了,在微信上的追悼是以发送酥油灯开始,使用语音和短文以及转发他本人照片的形式进行,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自愿。悼念的深切程度不亚于一个尊者和大德的仙逝。至今为止我还没见过那个歌手有他这样在网上如此高的呼声。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官有官道,而民有民道。官方最喜欢《红太阳》呀《不该怎样称呼你》这样的。民方喜欢山水、父母、家乡等等。



德白1968年出身于甘肃省玛曲县曼日玛,他的生长期正是在文革拨乱反正之际,由于他的歌被众生喜爱而短暂被玛曲县文工队收留而打过短工。后来不久被开除出文工队,后来也有合作打工的时候,但终究由于个性过于强悍,他和著名爵士歌手崔健的命运一样,逐渐结束了他当上班狗的时期。



所以德白是最优秀的歌手和人们喜欢他这个歌手的地方,就是他唱的歌,他的听众们听得懂喜欢听。他对他的听众对象的定义是完全明确的,他从来没有唱过汉语歌曲,他以为藏语也是国语。



1981年我通过青海的的同行道吉仁宗在青海省藏文杂志<章恰尔>发表了名为《ངའི་དྲིན་ཆེན་ཕ་མ་གང་ན་ཡོད།》《我的恩爱父母在哪里?》的藏文歌曲。这可能是第一次在《章恰尔》杂志上发表的藏文有乐谱的歌,也是最后一次藏文代乐谱的歌曲了。我本来写的是一首爵士风格的藏语歌曲,但是被德白老弟唱成扎年弹唱。先别说在当时,现在也未必有人认为那首歌是一首爵士风格的藏语歌曲。



1990年我在甘肃民委委托下在我说了解的夏河县和玛曲县这两个歌手云集的地方,集中了一批民歌手,在甘肃省广播电视台为他们录了音,当时有勒各加、德白、仁考、桑考吉、东宝吉等十几位优秀民歌手。我和德白单独喝过一次酒,我们俩谈过关于藏语和汉语对藏人的利害关系时他曾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 “藏语也是国语,汉人尊重汉语一样,藏人尊重藏语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当时还谈到我写《ངའི་དྲིན་ཆེན་ཕ་མ་གང་ན་ཡོད།》他说他当时在《章恰尔》杂志上看到了这首歌就特别喜欢和亲切。这首歌从合式磁带时期唱到CD唱片时期,陪他度过了短暂的20年。



当时,我记得西北民大(当时叫西北民院)学生会举办的藏历年上学生们指名邀请了藏族诗人伊丹才让先生,还有刚从拘留所中出来的著名藏族文学家满拉加,我也再邀请之列。当时,让我一定要唱我写的被德白唱红的《ངའི་དྲིན་ཆེན་ཕ་མ་གང་ན་ཡོད།》我就唱了一句,后面的歌当时在场的所有藏族学生全部合唱了。



这一点我没有想到,这首歌的欢迎程度如此之高,这也说明了德白的歌多么的受人欢迎。另外,我从另外的一个侧面感受到藏人多么需要自己母语的歌曲。

也就是从1989年开始在兰州的大街上没有公安的允许不准打印藏文文件。这是我亲自经历的,因为么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甘肃省电视台委托我写一些甘南藏族题材的节目,作为《大江南北》还是《东西南北中》中的一段叫做《五彩甘南》好像是这个名字,我记不大清楚。所有的歌手都是民歌手,我改变配器的全是民歌改编的,所有歌词都是藏语的。我把歌词拿到大街上我到过的所有复印店都不允许复印藏文。当然也不是后来不让复印,但是没有政策性规定。全是随心所欲想干嘛就干嘛。没有法律约束哦。。。。。。。。。。。。。



作为德白他已经与世长辞了,作为还清醒在人世的人们应该考虑一个问题。一个没有进过艺术院校,没有在任何官方举办的音乐会得奖的,甚至工作过的他,像农民工一样从歌舞团踢出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还会有今天这样在听众中有如此之高的威信。



品什么?品的牌子就是心心相映。要唱自己,唱自己的周围所发生的琐碎。



我们的歌手、我们的作曲家、作词家扪心自问,我们怎样走下去?



我是写不好了,以噶玛道吉的祭文作为结束





春天将至

布谷不在



花香依旧

鸟语不闻

痛失百灵

茶酒无魂

呜呼友朋

哀哉长歌


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中央统战部只战不统


 /达瓦旺欠

降边嘉措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把西藏问题深深的埋在心里,而严肃对待的知藏,治藏专家。

据降边嘉措先生文《叶小文现象批判——评叶小文:活佛转世也要打假》和《朱维群同志应该把话说清楚——评朱维群同志对央视记者的谈话》
“叶小文曾经自我吹嘘: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我和维群、斯塔我们三个人制定的,得到中央的赞成和支持。
叶小文一个小小的局长,胆大妄为,敢于这么讲,这么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与六四以后中央领导的变更有着密切联系,与西藏根深蒂固的所谓西南派西北派之间的斗争有着密切关系。六四以后,在中央统战部,在西藏,所谓西北派全军覆灭,西南派一统天下。叶小文们对当时中央的领导机构,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做了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在危险地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在正常情况下,借用一句俗话:给叶小文一百个豹子胆,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做。但是,在六四以后那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格局下,叶小文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掂量得失,进而决定赌一把,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充分暴露了叶小文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一个政治赌徒。叶小文多次说过豁出去啦!这样的话。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语言。我曾经在统战、民委系统工作多年,从来没有听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刘格平等领导人讲过这样的话。豁出去啦!是赌场上的话,是赌徒语言,是赌徒心态的反映。

实际上,他们否定的不只是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十世班禅,他们公开鼓吹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否定建国之初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朱维群公开说什么50年代的民族政策过时了,宣扬“***治藏路线。叶小文们头脑发热,野心膨胀,要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

降边嘉措先生进一步总结说:
   “朱维群同志,你应该知道,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最大的分裂主义,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就是破坏祖国统一,就是破坏汉藏团结,就是破坏民族团结,就是破坏安定团结。就是历史的罪人”!
 “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反分裂斗争,更不要把反对藏独的斗争,篡改为反对藏族同胞的斗争。

以上两个短文中透露之信息说明了以下几点:

1.    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我和维群、斯塔我们三个人制定的,得到中央的赞成和支持。因此而缺乏政策依据。西藏问题中的藏独,是他们打击西藏文化历史乃至私人策划的打击藏人的武器。
2.    统战是假,而不统战而打击是真。所有的治藏政策都是围绕着怎样征服藏人,而不是为了“解放”西藏。
3.    统战部是新政教合一的创始缔造者。他们一手制造了,什么“西南”和“西北”派别的自相消耗,还亲自在藏区乃至藏区以外制造了假活佛和分裂藏人之间和藏汉之间的摩擦。
4.    他们对中央隐瞒了流亡藏人依照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而不主张“西藏独立”的真正内容,而缺乏对治藏问题的科学分析。而敷衍应对西藏人民,乃至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西藏问题的人们。因而故意造成了西藏问题的复杂程度。使藏人和汉人从心理上建立了更加对立的局面。
5.    统战部除了朱维群常务副部长,还没有什么贪污受贿行为透露,但是,和假活佛的亲密照片,能够证明同流合污与他们之外。天下共知,统战部是一个从头烂到脚的部门。中共统战部过去长期把持在江泽民和周永康的人马手里。据陆媒披露,令计划与江派周永康、薄熙来等存在某种同盟关系。令计划为了掩盖2012318日死于车祸的儿子令谷的死因,与周永康“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但这个约定随即败露,令计划的政治道路由此逆转。201291日的,入常呼声高涨的中办主任令计划突然转任统战部部长。而后不就令计划被开除党籍、公职(简称,双开),并移送司法之后,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职务的唐显凯被免去职务,中共原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颜世元已被降职,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吴继德被“双开”,广东省茂名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李玉楷被调查。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被调查。同时,多名省、直辖市的统战部部长易人。戴均良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后,兼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中共新疆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宋爱荣调任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这是3个月内重庆市第3任统战部部长;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雷春美出任福建省统战部部长及常委;同月,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王雪非出任江苏省统战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被罢免,这样“移交司法部”、“双开”“调查”多省市统战部长。难道统战部部长的频频落马,难道工作没人检查吗?难道西藏问题频频出现的悬而未决,就没有问题吗?难道实权在握的朱维群“同志”干干净净了吗?难道西藏问题真的没有问题,真的是藏独和反分裂的问题?中共中央因该反省的时候了。



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

什么时候佛换成金又把金换成佛的

当佛珠变成首饰的时候,
当寺庙变成景点的时候,
当唐卡变成礼品的时候,
当佛经变成摆设的时候,
当佛堂变成金店的时候,
当僧舍变成平民窟的时候,
当仁波切用钱买来的时候,
当宗喀巴有了转世的时候,
当白哈达变成彩色的时候,
当官和僧一样有权的时候。
你用什么来维护信仰。


2015年7月8日星期三

ཡིད་བཞིན་ནོར་བུ། རམ་དཀྲོལ་རོལ་ཆ་དང་གཞས་ཚིག །



བོད་གཞས།ཡིད་བཞིན་ནོར་བུ།རམ་དཀྲོལ་རོལ་ཆདང་གཞས་ཚིག ། གྲོགས་པོ་ཚོ་དགའ་པོ་བྱེད་པ།།

2015年6月17日星期三

ཡིད་བཞིན་ནོར་བུ། གཞས་བ།ལྷུན་གྲུབ་ཉི་མ། ཚིག ནག་པོ། དབྱངས།ཚར་རིང་དོན་འགྲུབ།།



ཡིད་བཞིན་ནོར་བུ།
གཞས་ཚིག  ནག་པོ།
དྲིན་ཕ་མ་གཉིས་ལ་སྲས་གཅིག་འགྲུངས།།
སྐྱ་གསལ་ལེ་ནམ་མཁའ་ལངས་དུས་རེད།།
སེམས་བརྩེ་བའི་འོད་སྣང་འཕྲོ་དུས་རེད།།
བུ་དེ་ནི་སྙིང་རྗེའི་བདག་པོ་རེད།།

དྲིན་ཕ་མ་གཉིས་ལ་སྲས་གཅིག་འགྲུངས།།
དགུང་ཉི་མའི་གསེར་ཞལ་འཛུམ་དུས་རེད།།
བློ་ཤེས་རྒྱ་གཉིས་ཀ་འཛོམས་དུས་རེད།།
བུ་དེ་ནི་ཐབས་ཀྱི་བདག་པོ་རེད།།

དྲིན་ཕ་མ་གཉིས་ལ་སྲས་གཅིག་འགྲུངས།
ནང་ཕུ་ནུ་མང་པོས་ལྟ་ས་རེད།།
ཕྱི་བརྒྱ་སྡེ་སྟོང་སྡེས་ཉན་ས་རེད།།
བུ་དེ་ནི་བོད་པའི་བདག་པོ་རེད།།

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

驳白屁书-不容篡改西藏历史


达娃旺欠/

两会期间朱维群拿达赖喇嘛转世一事攻击达赖喇嘛以来。仅仅过了一个月。这是说习大大执政以来第一次对西藏问题的正式表态,并授意抛出了西藏白皮书。

所有中国习党延续的是历届党魁惯用的一概排斥达赖喇嘛的行事风格,而无视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排斥达赖喇嘛的政教合一的同时,也严厉控制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对藏人以及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共产党从新替代达赖喇嘛的计划开始启动。自欺欺人的完全无视今天藏区仍处于现代政教合一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他们共产党人都没人信,共党害怕失信于西藏人民,他们一方面扶持寺院树立啦嘛,利用他们的威信控制藏区。另一方面派出大量的军警打压西藏人,但是,打压只是表面的和客观的控制了藏人,而内心和主观他们是没有能力控制,我们知道人心比世界还要大,要控制人心共党根本就不是藏人的对手,这一点早已被共产党“解放”了,洗脑了的“百万农奴”回答了仅半个世纪宁拿念经桶,不做传话筒。这一点比较明确,藏人的内心从来都是佛的内心。

一句话,共党现在根本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根本不想解决。从心理上无视藏人的存在。他们只想要西藏这个区域。藏人在西藏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所有的资源都被他们垄断。西藏的森林被砍伐完毕,西藏的水利资源已经被控制殆尽,西藏的矿产资源正在争抢之中。旅游资源全部是所谓的“西藏各族人民”完全占领。用“西藏各族人民”为借口抢了藏人的位置。这就是白屁书要表达的核心内容。

白屁书是以前言、结束语和中间四个部分组成。

在前言部分,使用了两个词,一个是表示地域的“西藏”和一个是表示种族的“藏族”。之后的文章中使用“西藏”和“藏族”。就更有技巧了。说西藏(自治区)的时候提出的“民族”只是指自治区内部的藏人,不包括自治区之外的藏人。而使用“藏族”这个词时,又包括自治区之内的所有藏人。比如:“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西藏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中国这个概念是哪个年代开始的?不就是有了中华民国才有了中国这个概念吗,这之前没有叫中国的国家。在元朝时期给元朝进贡的包括中原大部分外还有很多外族。是不是都可以算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一定要咬住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不放呢?我知道对假的制造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但有用吗?台湾还不是“自古是中国的”,今天还不是“不统、不独、不战”吗?遇到了藏族,就实行统治、藏独、打压。到底是内外有别。如果要说自古的话,西藏自古就独立与周边的国度,可惜的是藏人的独立意识很强,但是没有独立的条件,他们内心强大,而手无缚鸡之力。

西藏对物质增长的要求符合藏人的利益,但是不是要说,因为推动西藏物质的增长去要靠中国,“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抢藏人的饭碗呢。这时候他就不用“藏族”人作主了,“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共产党让谁做主谁就做西藏的主,藏人不能是藏区的主人。以前我们藏族人做主的区域,现在成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了。原来历史上没有“各族人民”在西藏当家做过主,今天西藏人自个儿不能给自个儿做主。要是争取应该争取的权利,那就扣上藏独、恢复奴隶制的帽子,说成是对奴隶制的眷恋,是复辟政教合一。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国民党提出“不统、不独、不战“时,不说那是眷恋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呢?
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也就是说中国现在也是因为眷恋苏联共产党,处处以苏联的经验作为共产党的理论根据。尽管思想上早就被最黑暗的皇朝时期还黑暗。但实际上就是苏共培植出来的,一个坏了的彩蛋,坏了就是坏了,彩蛋也是坏了。
《白皮书》说“目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西藏自治区有21名代表,其中12名为藏族公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西藏自治区有委员29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委员有26名,”“西藏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44名组成人员中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25名,14名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8名。”当然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人也包括在这些人数中吧。大家知道在中国,政协和人大都是配样贪污受贿和包二奶最普遍的场所,并没有实在的权利。就算是他们有实权。就算全国人大代表,12名藏族公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26名藏族和其他民族,这中间已经包括了8名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副主任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共是38名少数民族参与领导西藏自治区。600万藏人的权在38人手里。这占百分之多少,到底是百分之多少的人掌握着百分之多少人的命运,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共产党难道把1949年前的政教合一,和现在的习大大的政府进行比较吗?今天的西藏问题也不是过去的西藏问题,已经不需要再三解释给大众了吧。难道昨天的“凌迟”和今天的警棍相比较吗,昨天皇帝所尝试过的和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西藏代表所坚持的手段,今天还有必要再坚持吗?灵童转世上做文章之外有没有什么新点子?难道这样的腐朽不堪吗?共党对西藏人,实际上一点也不上心。上心的只是西藏的土地。

文章第二部分中提到:“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学前教育、城乡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15年免费教育,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59%,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7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72.23%。人口素质明显提升,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15周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1年。”这个数字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但是我知道,只是提高了汉文化“素质”,在西藏,藏人就职没有藏文藏语水准的要求,即就是一个非洲公牛只要会汉语也可以到西藏考取公务员。而藏语水平好坏与求职没有任何挂钩。甚至学藏语的人反而很难在西藏安排公务员公职。因为,藏人在拉萨大街上使用藏语就连买一瓶酱油都找不到门道。这难道就是“藏语言文字得到有效保护。”的结果吗?这就是“解放西藏”的收获吗?!说藏语今天在藏区,找不到吃饭的门道,甚至要饭都要不到手。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保障。西藏自治区存在藏传佛教、苯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多种宗教,在藏传佛教内部还存在宁玛、噶举、萨迦、格鲁等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各种宗教、各个教派都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实现了真正的宗教宽容。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这完全是假话,在藏区如果他们没有健忘症的话,不会忘了在中共进藏后的历史中,藏区毁坏了多少寺院,有多少藏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表面上的信仰自由,实际上和背地里,对他们非常反感的寺院、喇嘛、宗教人士,和宗教活动是有很多局限的。这一点除了白痴都知道。

“除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都由藏人(即十四世达赖集团)负责,并负有全权”。其中括弧里的一句话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回绝是恶意的,哪里不对和气的说出来,商量解决不可以吗?除了斗狠还能不能有其他态度?

“十四世达赖自1959年因抵制废奴改革而叛逃国外后,根本无权代表西藏人民,更无权决定西藏的前途命运。”这不是他们的才是他们的心里话。朱维群为什么干涉达赖喇嘛的灵通转世?还不是为了夺取没有能够夺取十四世达赖喇嘛神权,而下手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通吗?其实,尊者达赖喇嘛在人们心中怎样,共党自己说出的“无权代表西藏人民”感到底气不足。

所有这一切是为了对“解放”要画一个圆,但能圆吗。中国人可以把元朝当成他们的朝廷,也可以把清朝当作他们自己的朝廷而继承所有其制藏的理念,也可以继承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的制藏理念,甚至将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代办,一辈子挟着尾巴做人的李民义,这个在中国都不想待的美国所谓的“藏学专家”的主意当成了共产党员的制藏标本,企图用元朝、清朝、民国党的经验,来挽回如今失败的制藏政策。

难道,既不信仰共产主义,又不信仰藏传佛教。既不是中国传统,也不是马克思理论。或者是即在党内掌权,又在手机里还存有达赖喇嘛法相的西藏掌权人的空白尴尬的精神世界负责吗?共产党一方面骂达赖喇嘛是政教合一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想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灵通转世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还要将所有的西藏精神领袖听从他们的指挥,而摆脱西藏民众对尊者的信仰。在他们强加给藏人的假班禅喇嘛出行时,军警的前呼后拥看作是一种威风的施展,但实际上恰恰相反,造成的效果犹如在伪满洲国溥仪左右日本军警前后呼应的效应如出一辙 。只能证明中共内心空虚,得到的只能是西藏民众的反感。

实际上,西藏的农奴制和落后不能作为中国占领西藏,“解放”西藏的理由。

元朝时没有中国,中原被蒙古人占领,终于被明朝灭了,而腐败的明朝,又被满清所灭。满清被民国了,后来日本帮共党灭了民国。而西藏从1642第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直到1959年达赖喇嘛逃亡之前,西藏噶丹颇章一直从在。也就是这个原因自1696划搭箭炉为双方边界。

其实西藏人和中国人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认族归宗的思想差异。西藏人认赞布这个西藏的王室系统。还有萨迦王朝,帕竹王朝,藏巴王朝。尽管他们都是一个把一个消灭了,但后来借助新疆和硕特部和准格尔部的蒙古军队建立了藏人自己的噶丹颇章政权,一直延续到1959年。藏人可以借著别人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但绝没有可能像汉人那样继承元朝、清朝政权,还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辉煌历史。不容篡改西藏的历史,西藏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的,可以用西藏的赞布回答。

想让藏人忘记自己的历史,难道是藏学的组成部分吗?想要藏人忘记藏语,难道也是藏学的一部分?要逼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逼达赖喇嘛背信弃义,走向不仁不义与藏族历史相违背的境地。这些今天中国存在的现实证明。共党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这和张清在饭桌上出卖毕福剑如出一辙吗?即就是中国政府觉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该提出来双方讨论,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才是呀。为什么一定要较劲呢?拧有什么好处呢?共党敢不敢派些人去谈谈呢?为什么不敢?理由是什么?

达赖喇嘛在好多与华人公开接触的场合,用汉语说:“我是中国人”。但是要让达赖喇嘛改变藏族历史,的确有强盗进了家门的感觉。我总觉得共党在故意破坏汉藏团结,故意诋毁西藏历史。谁要是让西藏人放弃西藏历史真是,谁就是“藏独”的始作俑者。是真正破坏民族团结的始作俑者。

共党的这种做法从来就不是什么积极解决民族矛盾的方法,继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你抓你的政权,我抓我的教权。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两方面都不会得到好处。但是,我坚信藏人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宗。

在中国的各少数民族文化中除了汉文化之外,今天藏族文化走向了世界。没有一个其他民族的文化有汉文化和藏文化这样广泛被人关注。为了共产党的利益,完全没有必要让这样两大文化继续发生冲突。那是对中国人民是一个犯罪,更不用说对藏族人犯下的罪行。

实际上,别说西藏人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让李有义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不是中国的,我相信他也会摇头,说不是。

历史是历史,今天是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今天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是中国的。但为此,要让我承认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我坚决说:不是中国的。
 
文章最后以1997年,中央政府指出的口气说:“只要达赖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迄今为止,中央仍坚持这一基本原则。2003年,中央再次指出:在西藏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其中为什么战战兢兢的把“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去掉了,难道中央政府没有说这句话?或是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口气不一直,本人无从考察。也就把《西藏白皮书: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
当一个随随便便写的文章看待算了。

西藏人绝不会选择忘记自己历史的“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这是肯定的,即就是把金子堆在门口,那也只是在门口。不在屋里。即就是唯心的接受也是不大可能。


2015年3月15日星期日

要改邪归正,还是要改正归邪


达娃旺欠/文





白瑪赤林和朱維群在習近平主政以來的2015年兩會期間,第一次間接表明了習近平對涉藏問題的態度。

政治協商會議,也不在使用“協商”而是粗暴干涉達賴喇嘛的轉世。歷史上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有的是金瓶抽籤,有的不是。這主要取決於施和主的關係,關係好時可以聽中央的關係不好可以不聽中央的。而且達賴喇嘛的轉世,是達賴喇嘛自己的事。只不過在歷史上多次被人利用。藏族人吃了不少苦頭。利用喇嘛控制藏人,利用金錢控制喇嘛是中國政界歷來一貫的手法。甚至,每個寺院有每個寺院固定的施主侍奉,甚至被賣了去。當然藏人自己也在利用“珠古”控制其關卡區域。同時也有買喇嘛,賣喇嘛的也時有發生。

總之,看上達賴喇嘛的不只是中國共產黨,早在1546年索南嘉措正式成為更登嘉措的轉世靈童之後,西藏格魯巴實行了靈童轉世制度。萬曆五年1577年,應蒙古土默特部領袖俺答汗之邀赴青海。次年(1578年),在青海湖東部的仰華寺會見俺答汗,向其宣傳格魯派教義,於是蒙古族放棄了對薩滿教的信仰,改信佛教,俺答汗尊之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名號。這樣達賴喇嘛成為西藏佛教領袖的尊號。轉世制度建立後,他追認根敦嘉措為達賴二世,根敦朱巴為達賴一世,而自己則為達賴三世。他又規勸蒙古人廢除夫死妻殉和為死者宰殺駝馬祭祀的風俗,為俺答汗贈尊號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這期間蒙古可汗的確改薩薩滿教而信仰佛教格魯巴。是一個真正的施主。但是,世俗的權利欲望的唆使,到了第四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時,蒙古人開始立俺答汗的曾孫為達賴喇嘛第四世靈童,但是非常短命28歲就圓寂了。到了1634年,戰亂在安多地區發生在各蒙古政權之間。也由於這種戰亂觸及到格魯巴的穩定,西藏格魯派首領五世達賴和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因受到噶舉派政權藏巴汗苯教土司頓月多吉、喀爾喀蒙古卻圖汗等勢力的威脅,共同致信固始汗,請求其出兵救援。1636年,固始汗親自赴拉薩與五世達賴啦嘛和四世班禪喇嘛商議出兵事宜,被贈予“丹增卻傑”(執教法王)的稱號。(今天漢人稱達賴喇嘛為“法王”起始于此)其實從俺大汗和固始汗之後的拉藏汗(固始汗之曾孫)開始,蒙藏關係起伏不斷。尤其明顯的是廢除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開始。戰亂使其西藏人不得不與外族人聯盟來平衡自己宗教內部的爭端和蒙古各部在西藏的爭端。這期間長達80多年。如果,從俺大汗開始算應該是137年之久。才結束了蒙藏教與政之間,統治和反統治關係。從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才開始有點名副其實的實施了噶丹頗章政權的架勢。


當然,話要分兩部分來說;藏人對佛教虔誠的欲望往往比國家權力的欲望要多很多。也就是說,主教的要比主政的要多。蒙古和西藏之間就是,蒙古人主政,西藏人主教。蒙古人下臺了,來了清朝人。以有戰事馬上請清朝人幫忙。這種事從第七世達賴喇嘛時期就開始了。西藏人沒有主政的能力,包括軍事、財政、外交等。


所以產生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後,能夠使得中國人大踏步向西藏發力的機會,尤其是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年輕時的1949年開始,他們在使用軍事、財政和外交手段醞釀了1959年全面“解放”西藏的勝利。


朱維群的改邪歸正是不是要藏人放棄達賴喇嘛,搞軍事,搞經濟,搞外交呢?


西藏人的致命之處就是太正了,他們只知道信佛,放牧,務農。沒有想過怎樣去建立一個國家。因為,建立國家就要死人,就要失去很多,玩邪真的玩不過中共。他們可以掌握你什麼時候生什麼時候死。當然,歷史上有過金瓶抽籤定奪靈童轉世。這也不是邪人逼得不得不請皇帝出面主持公道。這本身是一個尊者對皇帝的尊重,而今天成了被侵佔的口實。不能因為兄弟兩個一個求另外一個幫忙,而被幫助的一方一定要將其房子讓給他吧?不能任何事情都要由施主說了算吧?也是,誰叫藏人不自立呢?拿別人的手短,吃別人的最短嗎。今天整個藏區的經濟全由他們控制,中國在發展,西藏要中國人去才能夠發展。所以施主成了真主了。這是西藏的悲哀呀!西藏人遇事聽天由命,再怎麼讓別人出面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自己沒有能力出面。讓中國人當喇嘛算了。西藏人你願意嗎?你準備改邪歸正呢,還是要改正歸邪呢?還是一萬年不變呢?
















2015年3月11日星期三

中间道路和西藏独立

二十多年来没有拉过一次310日的藏人游行,这一天被称作西藏抗暴纪念日。这一天也是藏人的耻辱。当然也是西藏历史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不是开始于这一天,藏汉之间的渊源历史悠久,总结之下都是从西藏的无能给了汉人渗透和占领的机会。我说的无能主要指的是: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无能。由于从图博失去国王之后,经历过漫长的的无政府状态之后。西藏被佛教征服,而佛教号称在佛的领域里,没有国王和大臣སྣང་བ་མཐའ་ཡས་ཀྱི་ཞིང་ཁམས་ན། ཆོས་ཀྱི་རྒྱལ་པོ་ཉིན་བཞུགས་པའི། རྒྱལ་པོ་བློན་པོའི་མིང་ཡང་མེད། (注1)不但没有国家和国王,劳动和生产也除了放牧和务农,没有把铁匠、木匠、石匠、屠夫、脚力看成是劳动,堪称它们为最下贱的劳动行为。如今反思一下,世界上的机器就是历史上的铁匠做的,而历史上的建筑开始于木匠和石匠。屠夫是各种食品加工的起源。脚力就是经商的初期。由于最基本的国家基础没有,出了问题。所以靠喇嘛建国的路是走不通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走中间道路这个求人的道路。西藏历史一直就是求人的历史,尤其是失去了国王之后的西藏。
如今很多以教作为国本国家不多了。国家的国教不是很确定国家也很多。信教自由是在国家兴亡的基础之上越来越得到人们青睐。而纯粹佛教国家的历史已经是过去。之所以佛教在藏人心中有如此巨大的潜力,是因为佛教能够减轻内心的痛苦,那个地区和国家的人痛苦多,那个地区和国家的人就信教多于痛苦少的地区和国家。当然,也有很痛苦的国家不信教的,那就内外都是痛苦,很可怜。同时当然在发达国家也由于精神贫乏而寻找精神食粮的现象。也有真正想搞懂什么是佛教而努力的人们,但这一部分人能不能算是在信教,很难说。如今,懂教的人不一定信教,而信教的人有未必懂教。藏人也不一定就是唯一信佛教的,而外国人和汉人也不能说他们不懂教。如今,学佛的人不少,但也未必就是藏人。如今藏人信佛,懂佛的人越来越少。

藏人把抗暴日作为一年一度必须参加的纪念日而成为惯例,不去参加好像不是很正常。去年我就说了,好多口号直到2013年才有所改动。那种政治铭感,雷厉风行在藏人中很少见。从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的斯特拉斯堡算也快有30年了,藏人一直认为,达赖喇嘛只是在言论上放弃西藏独立,而不是真正不要西藏独立。直到2008年之后,藏汉矛盾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从一个达赖集团的行为转变成国内外全藏区参与的民族对抗开始。从1959年算有了56个年头了。尽管藏人听从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的倡议,并却也进行了全民投票。藏人新政行政藏人中心态度也很坚决,坚决走中间道路。但就是在执行是不是很严格。

但是,我是不信藏人真能从心里放弃独立的信念。我的这个疑虑中国也同样从在。因为2008年以来。藏汉相互从民间开始失去了信任。中国政府,征服人的唯一手法就是实施压力。也就是施暴于民。今天的中国你别看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实际上早就不是毛泽东想要建设的那种国家,何以见得?我们就从心理,物理,武力角度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所有的事都要快刀斩乱麻,从不讲攻心为上,遇到民族矛盾,第一,从表面上对外界不承认这个矛盾,首先上去的是治安、防暴队、警察、武装警察。然后,就是给一些奖励来搪塞。防暴警察从表面上看和外国防暴的方式差不多。但实际上比外国防暴警察的素质差很多,他们打人,他们致残人命,不要受法律制裁。尤其是对藏民族。拉卜楞寺的喇嘛久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我是不相信中共能把橄榄枝伸向藏人或伸向达赖喇嘛。因为,到底走的路还是不同。正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一个党性,一个佛性。一个只认钱,一个只要钱。一个专治人,一个专治于人。

藏人今天的抗暴也有很多漏洞。同以往一样行政中央参与传达司政的3.10讲话。不参与任何游行。组织者是西藏联谊会。参加布鲁塞尔抗暴游行的还有藏青会组织和西藏朋友组织。说到底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各个联谊会和西藏的联谊会,他们各自都被各自的政府所严密控制。我说了自2013年开始才对口号做了有利于中间道路的改动(当然也仅仅是不在喊西藏独立,但标语还是在游行队伍里从在。藏青会也时常参加3.10支持中间道路的游行。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说都是不应该的。当然,中共是不承认藏人行政中央。所以他们的行为也不太在意。

所以我没有看出来3.10聚会到底是不是在搞中间道路还是在要求独立?当然,达赖喇嘛已经不主持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所以执行时又不得力的地方。














注1:摘自:བདེ་ཆེན་ཞིང་བཀོད་ཀྱི་མདོ་བསྡོ་བསྡུས་པ་ཐེག་པ་ཆེན་པོ་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2015年3月5日星期四

论两场藏历木羊新年音乐会



前天,比利时有一场足球比赛之中有一个队员说法语,被黄牌警告一次。
这种事很奇怪,足球本来和语言没有关系。但就是出了这种事。

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为,场地在非法语区,而是在荷兰语区。二为,有可能是荷兰语区的人主事出钱举办。比利时的两种语言区的矛盾也是历史问题。他们各自的问都在各自维护。而且是法律规定的范围。在各自的区域,除了各自保持语言之外,在布鲁塞尔区,两种语言都要使用,两种都不能相互排斥。布鲁塞尔的法院所有机构都有两种机构组成。法院有法语法院和弗拉门语言法院。国家主席到哪个语区就要讲哪个语区的语言。或者必须当场翻译。

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为了维护主办人方的权益这点是无可置疑的。

假如是在藏区,不是用藏语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对藏人的歧视。何况音乐歌曲,当然要以当地人听得懂的语言为主。

2015年公布在世界主要民众媒体上的,藏区的两个音乐会,一个在youtube上一个名为Tibettan  Music World 汉文为《藏族音乐》的发布者发布的Tibetan concert 2015和一个叫Jigdo 的发布者发布的 Tibetan Loser Concert 2015 汉文应该是《藏人新年音乐会》。 尽管都说的都是音乐会,但一个有点公益性质的演出。

能看出来,这两个都是热心的民办性质,因为在实力上明显和公办的和国办的广播电视举办的有点视觉上的贫富差距。

近年来藏族音乐界,以藏语为主的歌曲占主导地位,比起以往有长足的进展。这是因为有人公开挑战藏语在藏区的母语地位,反而助长了民族自尊的原因,因而在民心中产生了维护民族尊严的原动力。

但是从我心里平心而论,学汉语比学藏语有用。因为,社会上使用汉语的机率高于使用藏语。藏语的现代词汇明显少于汉语所翻译的现代词汇。藏语作为母语,怎样能够挽救呢?当然首先是我们要坚挺自己的母语回话能力,再就是藏文学习无论如何不能放松。提高藏文藏语的社会使用率。比如,藏区必须使用藏文藏语作为民族融洽和社会和谐的最低极限来看待。政府用语,商业用语,在藏区必须是藏语。这一点做不到,藏语将会成为第二个满语,壮语,和朝鲜语,和蒙语。为了保留藏人最后的一点尊严。从法律上奠定下来藏语藏文是藏区唯一所要保留和坚持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藏语将会越来越衰败,最后被社会淘汰而只能锁在寺院里念经用的工具。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必须坚持用藏语教育,继续潜心研究数学、理工科学的藏语化教学研究和其它的自然科学,艺术学科的词汇翻译。

藏区,尤其是康和安多,他们的音乐比较单一,作曲人有几个不同之外,别人对他们的音乐控制的很厉害,比如,录音师,音乐制作大师们。把藏区的音乐都做的跟西藏铜塑的佛像一样规矩。节奏低鼓无非就是咚xx,咚咚嚓x,只是给西欧舞曲的翻版加上了有藏味的旋律而已。就像用四川麻辣火锅的味道污染了藏人的味觉一样,川人的音乐同行们同样污染了西藏大草原所有人的耳朵。就像川人的老音乐家把康谐起名为“弦子”,把卓起名为“锅庄”还铮铮有词的说成是因为围锅而跳,所以叫“锅庄”。

但庆幸的是藏语歌词的写作格式有很多种的出新。这使得三分钟音乐有所改观。当然单部写作的格式还没有跳出去,两部曲式,或三部曲式的歌曲很难出现。如果,受歌词格式的局限。藏语歌曲很难达到抒发感情的那种宣叙调式的表达能力。所以歌词写作到底不是在念六字真言。不能受条条框框约束。如果歌词的格式收到了约束。所有写出来的旋律也不会出新,而且老有那种我套你的你套我的那种,群婚杂交的感觉。再加上与四川成都人通婚,就更加不伦不类了,因为,她们的祖先早就与外国通过婚。当然,也许出新是自然的,但是说他们是藏人的,就牵强了。在如果藏人的旋律上加上汉语的歌词,那就更热闹了。当然,最近追求杂种是一种时髦哦。

不同特点的装束,比如扎西尼玛的纳仓努罗式的礼帽和念珠挎在胸前(纳仓努罗是藏族作家原庆青海个民族研究会理事,是在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的 《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的作者)。

整个演员的服饰从虎狼财豹、金银铜铁裹起来的原始,简化成今天这样单薄现实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现象。

总的来说我的评价是褒多于扁。

但就是汉语广告强奸藏语歌曲的画面还是感到无奈。







2015年1月30日星期五

秦桧与岳飞同样留名千古


                                 
毛泽东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是由于他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一句话,直接导致了小说《刘志丹》冤案的发生。从1962725日至8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到19802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长达28年之久。毛泽东后来竟然以一句:“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48日)
八届十中全会文字冤狱开始的真真目的是毛泽东卸磨杀驴,想捣毁《西北反党集团》而康生乘机讨好毛泽东,成了毛泽东的代言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毛泽东言论是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递给毛泽东的一张纸条。而《刘志丹》小说,成了毛泽东像捣毁《西北反党集团》的药引子,而习仲勋成了活靶子。而这个靶子竖了28年。
725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议题是:讨论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在内的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到了85日、6日,毛泽东先是在华东、华中小组会议上开始吹风,继而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正式讲话,接着又于91113151720日的6次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的讲话观点。他把党内一些认识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一些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由此,会议即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自然成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习仲勋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在此期间,他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习仲勋在座谈会结束以后,去北戴河休息一些日子。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于730日开始举行,824日结束。会后,习仲勋即按周恩来安排到北戴河休息。
同一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这时,习仲勋没有想到,一场政治厄运正在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开始给他罗织罪名,并把他和曾经共同驰骋西北战场的彭德怀元帅与所谓“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习仲勋冤案的发端,是彭德怀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正地审查和处理自己问题的长篇申诉。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遭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但在后来贯彻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过程中,彭德怀问题没有得到平反。刘少奇在1962127日“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为什么要肯定庐山“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时说:“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月版,第1091页。)“都有国际背景”(同上),“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同上)。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当时插话补充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当他知道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以后,即拍案而起,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他不得不对强加给自己“里通外国”这一莫须有罪名,进行辩解和申诉。416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递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他不承认自己有“阴谋篡党”的问题,不存在“彭德怀、高岗联盟问题”;不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自己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的军队建设,不能得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822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党中央,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又被认为是彭德怀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借机翻案,是向党的新进攻。85日,毛泽东点名批评彭德怀: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也认为,彭德怀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由此引发起一场气势不亚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对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激烈批判。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甚嚣尘上的声浪中,出人意料地又多出了一个杂乱的音符。
8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同时结束。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听到了有关《刘志丹》小说的汇报,即利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和刘的妻子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2月第1版,第314页。)习仲勋是“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当天,康生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刘志丹》小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4月第1版,第1096页。),并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由此,习仲勋的人生经历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岁月。
《刘志丹》小说的写作时间要追溯至1956年之前,当时工人出版社把这部小说列为他们的选题计划。并约国务院监察部主任监察专员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建彤来写。由于李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也是延安时代的老同志,且有早期文学创作经历,所以工人出版社认为请她来写有许多的便利,特别是主人公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工人出版社认为作品题材重大,因而对作品的写作抓得很紧,并派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何家栋指导写作。李建彤开始也有思想顾虑,认为这部书题目太大,思想、艺术上都没有准备,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的是一段复杂的西北革命斗争历史怕拿不下来。习仲勋当时对以上情况还是闻所未闻。
李建彤为写好这部作品,专门请了创作假,与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先后在北京和陕西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在陕西省档案馆和西北党校党史资料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作者知道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刘志丹早年并肩战斗的战友,便拜访了习仲勋并讲了工人出版社约写小说《刘志丹》的经过。习仲勋表示,“写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同上)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可以作为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的小说。
1958年,作者写出以记述真人真事内容的《刘志丹》初稿,继而又改出第二稿。作者在工人出版社编辑帮助下,历时三个春秋最终写成了小说体裁的《刘志丹》第三稿后,便送习仲勋审阅。
习仲勋对《刘志丹》书稿非常慎重。他还特意把工人出版社总编辑、编辑室主任叫去谈话。提出作品要注意思想性、政治性,要能够表现“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何家栋:《刘志丹》小说写作的前前后后,2005318日。)习仲勋还当面告诉李建彤:“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许多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录岂不是更好!”(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油印稿),1996615日。)但作者没有认真接受习仲勋的意见,仍坚持要尝试地写出来。随后,习仲勋还约请刘景范谈话说:最好能劝劝李不要写《刘志丹》小说,她没有参加过西北苏区革命斗争,不是非常了解这段历史情况,不一定能写得好。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建彤又是你的妻子,就是写得很好,也很难避免引起对西北党史分歧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像高岗这样的历史人物,很难通过小说形式把握得准确。对此,我都有些犯愁,难道你们就没有顾虑吗?(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打印稿),1996615日。)
刘景范听了习仲勋的意见后,表示愿意劝说作者改变想法,但又似乎有点为难地说:她非要写,我也没办法。
1959年冬,习仲勋接到《刘志丹》小说修改稿清样,此时他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政务工作异常繁忙。他在粗略阅读了书稿后,仍然感到没有把刘志丹写好,特别是书中涉及一些史实和功过是非问题,在老同志中间存在着不同意见。习仲勋再次表示不同意写《刘志丹》小说。但李建彤还是强调说已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许多老同志如王世泰、张秀山、马明方、马文瑞等都是赞同写的。她已与工人出版社订立了出版合同,工人出版社还派编辑帮助写作。她仍请求习仲勋支持她脱产写作。这时,刘志丹的老战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也劝习仲勋支持《刘志丹》的写作。刘景范甚至颇动感情地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2月第1版,第315页。)
1961年春夏之际,李建彤又送来了小说修改后的清样,习仲勋实在抽不出时间,即委托秘书田方详细审读并提出意见。田方说:“我是抱着满腔热情来阅读这部小说的,小说主要描写了刘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从接受革命教育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特别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既要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要和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进行斗争,小说还表现了刘志丹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十分敬仰,再三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武装割据的思想;小说还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婆,为刘志丹送鸡蛋,抚摸刘志丹双手的动人情节,来反映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还有刘志丹见到党内‘左倾’分子逮捕他的密令后,以大局为重,避免分裂,自动接受‘审查’,而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等情节,非常感人。所以我读完书稿以后,只能对文字和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意见。”(田方:《习仲勋与刘志丹的荣荣辱辱》(油印稿),1996610日。)
习仲勋在听取了秘书对书稿意见以后,先后两次约请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以及作者李建彤本人,就《刘志丹》小说进行座谈。马锡五是歌剧《刘巧儿》中的“马青天”马专员的生活原型,与刘志丹同为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比较熟悉陕北党组织的历史,在陕北的老同志中享有威望。习仲勋约请马锡五也参加座谈,除了希望其能对书稿中某些涉及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做出妥善处理外,还因为马锡五也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便于和这位老同志共同说服作者。习仲勋在座谈中发表了意见。他说: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把刘志丹写成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并把这个胜利写成是全国革命斗争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习仲勋还说:“写西北革命,要写整个一个时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实现。‘左’倾冒险最后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打印稿]1996615日。)习仲勋在谈到高岗时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岗的一些主张也是对的。但是,在书中最好不要写他。
座谈会以后,李建彤再次赴陕甘宁革命老区深入生活,并按照座谈的意见,于1962年改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五稿,在送习仲勋等人的同时报送中宣部审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这时已开始发表小说的部分章节。李建彤一边广泛征求意见,一边作第六次修改,准备正式出版。习仲勋告诉李说,要将修改稿送给那些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审阅,宁可在出版之前让他们把意见讲出来,发现问题还来得及修改,避免在出版后引出乱子。但是,李建彤有些急,说她已取得中宣部同意,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指定专人同她联系,作经常性的指导。正巧习仲勋一次在北京长安剧院看戏时与周扬相遇。周扬说,看了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样稿,觉得还写得不错,可以出版。习仲勋把周扬的原话告诉了刘景范、李建彤。刘、李自然是高兴的。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转载小说部分章节。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月第1版,第1095页。)阎红彦认为,书中反映的许多重要问题与历史不符,便找李建彤谈话,因为话不投机,发生争吵。阎红彦又从北京饭店打电话给习仲勋,问道:写《刘志丹》小说你是否知道?习回答说:在1960年以前我是不赞成写这部小说的,后来同意了,并要李建彤将小说样本送给有关同志审阅,征求意见后再出版。习仲勋还建议阎再找李建彤谈谈。阎红彦没有再谈,便一面要求有关报刊停止连载小说;一面报告了康生。康生获此情况,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载小说。他并没有看《刘志丹》小说,却武断地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而是反党“政治纲领”问题,进而穷追不舍,立案审查。
1962913日,习仲勋给党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小说《刘志丹》是自己主持写的,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但这封信写出后的第二天就在全会的简报上刊登出来。他本想向党中央说明事实真相,为自己洗雪不白之冤,不料却招致批判的进一步升级。39年后,习仲勋秘书范民新回忆这一事情经过时说:“中秋节那天晚上,我正在中南海划船,突然接到电话,让我赶快去习仲勋家中。我去后看到刘景范、李建彤也在座,一起研究给党中央写信问题。习仲勋显然对手里的稿子不大满意,就要我重新来写。我按照大家商量的意见另起草了一封短信,习仲勋修改签名后即送了上去。他当时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晚上跳舞时遇上了康生时,他特别说明小说不是我主持写的。但康生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范民新谈话记录,200166日。)
919日,在全会预备会上非常奇怪地公布了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于1959919日写的揭发彭德怀、习仲勋问题的一份材料。这份长达万言的材料是李力群给中央一份重点揭发习仲勋同高岗的谈话内容的信,揭发材料编造了一系列不实之词,涉及习仲勋的主要是有关“陕北救了中央”等问题,说习仲勋在谈话中煽动高岗不满。中央对这封信在当时并未予以理会,却在时隔3年之后公布,它不仅加重了习仲勋的“罪责”,也预示着对习仲勋的批判和审查不会很快结束。
后来,《刘志丹》小说重要当事人之一、曾任该书责任编辑的何家栋回忆说:第一稿出来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弄出来的,弄出来以后就送给习仲勋审查。其实何必去送他审查呢?现在想想,送给他审查就不大对,既然这样的一个事,就应该叫他避点儿嫌疑,可是当时又送去了,而且习仲勋也觉得写了这么一本书还是不错的,还认真地看了,提了些意见。他的意见虽然提得也没有超出常规,因为他还是说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这实际上还就是毛主席的那些话。(何家栋访谈录,2005318日。)
习仲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刘志丹》小说遭康生诬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残酷迫害,直到1978年复出工作,被审查、下放、关押、监护蒙冤受屈达十六年之久。1963年他作为中央党校的特殊学员,单独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叫“西公所”的地方,闭门思“过”,接受审查。196512月被下放到河南省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参加车间生产劳动。19671月,他被西安红卫兵非法带到陕西,在西安、阎良、富平等地,遭受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十余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81月,在周恩来过问下,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度过了漫长的八年“监护”岁月。19755月,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之时。
文字冤狱一直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一个《莫须有》。因为怎样才能够揣摩皇帝的心是每个大臣的能否得宠的关键所处。而每个皇帝又特别喜欢自己肚子里的虫子。单单为了这个,就能够冤狱无数之无辜之人。
因此,秦桧和岳飞同时留名千古,同样是一个千古奇冤。


因为,秦桧也好岳飞也好都是为皇帝服务的。就像习仲勋和康生一样是为党工作的一样。同样被载入历史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