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31日星期日

藏、藏人、藏语

文/达瓦旺欠
བོད། བོད་མི། བོད་སྐད།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西藏人自己怎樣稱呼。從古到今他們自稱為【博】。我們還是堅持自己對自己的稱呼。就像中國人稱France為法國,holland為荷蘭,Germany為德國。外國人同樣稱中國為China.自己尊重自己是最重要的。我當然也看到有一個文章(我記不清文章的名,是一個傳教是的記錄),其中有一個記載,俄羅斯傳教士為了方便在西藏傳教,在藏區劃分了【西藏】和【東藏】。我覺得這個來源比較可靠。因為用漢語稱呼【博】為【藏】是比較可信,也是比較合理。因為,對此有兩個說法;1.這個字與“髒”字同音。2.来自卫藏的藏。比如,稱【博蓋】為【藏語】。稱【博米】為【藏人】。後來確實也有一個東藏自治區的存在。所以,西藏的存在也很自然。
我向來反對把【博】稱之為【西藏】的原因不在他的稱呼的漢化和貶義。而是越來越被利用【西藏】來分裂【博】。中共越來越將西藏一詞只指為【衛藏】那一塊地區。作為中國那是很自然而順利成章的事。今天,藏語的【博】的概念,漢語的【西藏】的概念,英語的【Tibet】的概念根本不規範。就像西藏人一樣四面八方不可以同而治之。中共因為他的確有一個西藏自治區而把它被定為西藏沒有錯,他們專指它為一個地區。而不可理解的是流亡的藏政府堅持要把英文的“tibet“翻成西藏。這樣來圈定一個國家的概念。而今天實際上把英語翻譯成【Tibet】這個概念是錯誤的。今天【Tibet】翻成漢語在中国已經成了【卫藏】的這個概念,而不是【博】這個概念。Tibet是一個國家的概念或整個藏區的這個概念只是在中國以外的外國人常用的概念。而中国官方将【Tibet】一如既往的翻译成西藏(专指卫藏地区)。中國所說的【西藏】根本與藏人所说的【博】是两个概念截然不同。所以我覺得,tibet和西藏,還有我們自己稱為【博】的名稱需要一致的話,很簡單需要把東藏,西藏的東、西去掉。直接稱為【藏】(實際上中国人也是這樣稱呼其不同。如,青海藏區、甘南藏區、四川藏區等等。所以我覺得應該這樣:
西藏- དབུས་གཙང་-【衛藏】-west tibet
東藏- མདོ་ཁམས- 【多康】-east tibet
藏 -བོད- 【博】 -tibet
藏人-བོད་མི - 【博巴】-tibetan
藏語-བོད་སྐད- 【博蓋】-tibetan

2009年5月25日星期一

中共应该如实地解读达赖喇嘛的诚恳

才嘉
针对美国政府允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美国,以及柯林顿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中共外交部发表「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其发言人朱邦造21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更攻击达赖喇嘛是一个「从事分离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达赖喇嘛为了弘扬非暴力的理念而经常周游世界。每当他踏上异国土地时,中共就开始大骂达赖喇嘛的「分裂行径」。就连1997年3月达赖喇嘛应台湾佛教界的邀请首次访台弘法,中共也把那次纯粹弘法之行定位为「藏独与台独合谋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这种泼妇骂街式的陈腔滥调,世人已习以为常。 如果把达赖喇嘛以大慈大悲之心,到世界各地弘法讲经、传播理念,以求得世界安宁,祝祷地球村的人民福寿永康之单纯的宗教之行,也当作分裂活动,那么,只有接受专制、拥护独裁、违背民主才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了。这就是中共的一厢情愿。 达赖喇嘛的精神理念已经超越了政治和国界的藩篱。他追求的是人类关怀和世界和平,而不是统独纷争与权利荣耀。作为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周游世界,奔走呼吁,仅仅是为西藏人讨个公道,让西藏古老的宗教文化延续下去。 达赖喇嘛早从70年代中期开始,就很少提及「西藏独立」的字眼。特别是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方案。其宗旨是「西藏成为一个民主的自治政体」,而这个自治政体「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有负起西藏外交政策的责任」。这个方案,是达赖喇嘛第1次公开声明未来的西藏不必寻求「完全独立」。 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斗争哲学获了世人的赞佩与认同。过去10多年,达赖喇嘛一路走来,始终如一;除了为西藏寻求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以外,没有向中共提过任何更高的要求。达赖喇嘛非常诚恳地考虑中共一再强调的「主权」与「统一」,而提出了这一理性、宽容、互利的方案。然而,中共当局将它解释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 达赖喇嘛的理念与追求,没有因中共无理打压而改变。他坚信西藏问题一定会得到和平解决。因此,他一如既往地向中共释出诚恳的善意。就在去年(1999年)西藏民族抗暴起义四十周年的演讲声明中,达赖喇嘛明确提到:「我无意寻求西藏独立,并希望开始谈判,以此为西藏人民带来真正的自治,保存并弘扬西藏文化、宗教与语言的完整,乃至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我衷心希望我提出的『中庸之道』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团结,并保障西藏人在自由、和平与尊严中生活的权利。」 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再一次公开表明:「我追求的是西藏民族能够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不是走向独立,但中国政府不仅不信任我,而且还公开指责我在说谎。」达赖喇嘛非常务实地选择「西藏高度自治」,是基于考虑到一向被中共当局视为至关重要的「稳定」和「统一」得到保持。难道这也是分裂「祖国」?中共当局应该理性地面对达赖喇嘛的呼吁,了解达赖喇嘛的诚恳和公正。这样才能圆满化解西藏问题。

2009年5月22日星期五

信仰自治可能是一剂良药


文/达瓦旺欠

我同意:
田岛音一说的:"信仰自治可能是一剂良药。藏区闹事,其核心肇事者一般都是僧人。他们的人生观没一般人那么世俗化,要的不是政治自治而是信仰自治。也就是说,只要在宗教治理上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空间,就能大大地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这是其利之一。"
田岛音一说:"说到好治理,我们就发现其实北京和达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社会的全面世俗化。共同的“敌人”也能当成共同语言。而遗憾的是看来北京和达赖目前都忽视这个“敌人”的存在。"再加一条保持稳定,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和谐".如果共产党真的讲和谐.达赖喇嘛就是和谐的神.应该拜他为师.
我不同意:
田岛音一说:"无论是小西藏(曾经格鲁派统治的卫藏地方)还是大西藏(达赖主张的“西藏”,除了西藏自治区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怎么划分“西藏”都会引起争论,也会产生新的矛盾。"看来他不懂西藏文化.小西藏和大西藏的概念都搞错了。所谓小西藏,就是西藏自治区之内,中共法定为西藏,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所谓的 “大西藏”是以文化和民族为根据的西藏历史上固有的卫藏、多、康(西藏三区)。达赖喇嘛要求自治,是顺应民心,共党一定要说成是变相的独立,根据何在?到底是谁在制造矛盾“引起争论”。
田岛音一说:"信仰和世俗政治是两码事,那么所谓的“自治”应该也有两种:“信仰自治”和“政治自治”。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而不是几百万藏族人的政治性合法代言人。"这又说错了,藏族人在一开始创作的这个达赖喇嘛和他的灵童转世,就是为了西藏人说话的代表.没有他共产党就高枕无忧了.今天,没有人权的时候,达赖喇嘛尤其不能不说话.假如,有一天需要政教分离,人民不再需要有神的保护.是因为有一个政权在保护她们,而不是在镇压他们.不需要达赖喇嘛,也要创作他的人们自然而然不再需要他,而不是共产党强迫西藏人民放弃达赖喇嘛.
  
田岛英一(日本神奈川) 原文如下:
“西藏问题”和两种自治
(2009-03-16)
  达赖喇嘛在流亡50年周年发表讲话,指出过去50年中国政府令藏族人的生活如“人間地獄”,西藏宗教、文化、语言和身分等都將消失。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根本不符合西藏的实际现况。但具体且个别的事实我暂时不谈了,我要用耶稣说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所谓的“西藏问题”,即:“神(信仰)归神,凯撒(世俗政治)归凯撒。”
  信仰和世俗政治是两码事,那么所谓的“自治”应该也有两种:“信仰自治”和“政治自治”。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而不是几百万藏族人的政治性合法代言人。(从第五世达赖喇嘛开始的格鲁派神权统治时代没有主权概念,也没有领土概念。现在仅凭那段历史要求这个代言人的位子,那也不大合理。)那么他该要求的是信仰自治,而不是政治自治(他所说的“高度自治”)。
地区和群体已不单纯地一致
  首先世俗政治不能从观念出发,一定要正视现实。也就是说,思考西藏的政治自治时我们该重视的不是“民族自决”那样的20世纪初期的老观念,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西藏已经近60年的事实。
  世俗政治不能从历史出发,一定要尊重现况。过去西藏是个独立国家还是自古以来一直都系中国固有领土,这已经不重要了。若你现在拿过去越南被中华帝国统治了1000年的历史来说中国对越南有主权,那不是闹笑话?
  中国西南、西北、西藏等地本来就有好多民族杂居,而在这60年中,杂居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了。那么,无论是小西藏(曾经格鲁派统治的卫藏地方)还是大西藏(达赖主张的“西藏”,除了西藏自治区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怎么划分“西藏”都会引起争论,也会产生新的矛盾。(比如说,实现藏族“高度自治”后,居住拉萨的汉族、回族等新少数群体的自治权怎么保障呢?这不是没完没了吗?)
  再说,不管在世界哪里,人口流动量都不断扩大。如今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来说,怎么保障少数民族民工的权益,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地区和群体已经不单纯地一致了,哪些地方属于哪些民族这样的说法本身都越来越不对头了。如果忽视这种现况,坚持要求政治自治,南斯拉夫的悲剧(杂居的群体互相厮杀)就会重现在中国。这样,对谁有好处?
  无论是“独立” 还是“高度自治”,对西藏给予特殊的地位这样的要求太不现实了。首先我们应该尊重中国统治西藏的事实,把这个现实当基础,然后再想尽办法实现每一个群体都能维护尊严的、更好的治理。
  共同“敌人”是社会世俗化
  说到好治理,我们就发现其实北京和达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社会的全面世俗化。共同的“敌人”也能当成共同语言。而遗憾的是看来北京和达赖目前都忽视这个“敌人”的存在。
  达赖认为中国正在扼杀西藏传统文化。我不否认现在居住在拉萨等城市里的藏族人宗教意识的确有淡薄化的趋向。不过这真的是中国的错吗?这难道是强制性汉化的结果吗?绝对不是。
  试问哪个年轻的藏族人穿着汉服?他们穿的是T恤、牛仔裤什么的。这到底是汉化还是西化?那些年轻人被无神论洗脑了吗?绝对没有。他们只是渴望经济上的成功,所以才没空去想他们的佛祖了。
  而汉族人也有同样的危机感。自己的孩子们喜欢吃美式快餐,喜欢看日本卡通,总有不少人讨论孩子们会否“忘本”。好多传统习俗走形式或商品化,地方戏等经济效益不高的传统文化也正面临着灭绝的危机。所谓的“愤青”都急得把故宫里的星巴克赶出去了。
  只有经济效益的东西才有合理的存在理由,一切都是用金钱衡量,这种过度的世俗主义明显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市场经济不但侵蚀传统文化,对人们的人生观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腐蚀作用。
  别说藏传佛教的喇嘛们心急,连中国共产党都担忧蔓延社会的“向钱看”的人生态度和腐败倾向,甚至总书记都亲自出面用“八荣八耻”来纠正这种“错误态度”。中国天主教的一位神父跟我说过:对我们教会真正构成威胁的不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是社会的全面世俗化。而令年轻的城里藏族人渐渐地离开宗教的也是这种世俗化。
  也许有人说:中国的“汉化教育”才是元凶。其实所有的藏族学生都可以选择藏语学校,只是有的家长却选择汉语学校。理由很简单,世俗化的人生观一般都是以经济收入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而学会该地区的霸权语言是这种“成功”的捷径,就像美国的拉美系子弟往往拒绝西班牙语学校,却自愿去英语学校一样。而且,若学汉语会导致汉化,在流亡政府的学校学英语的藏族孩子们早该西化了,那么达赖更没资格批评中国了。
“神”和“凯撒”先划清界限
  那么北京和达赖该怎样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呢?信仰自治可能是一剂良药。藏区闹事,其核心肇事者一般都是僧人。他们的人生观没一般人那么世俗化,要的不是政治自治而是信仰自治。也就是说,只要在宗教治理上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空间,就能大大地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这是其利之一。
  信仰自治能获得海外舆论的认可,有助于消解部分海外人士对中国的误会,也可以封掉西方“达赖啦啦队”对中国的无端指责。这是其利之二。
  人是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才能成长的,而“他人”自然包括神佛等超越者和教友们。也就是说,人和人,人和神自由交流的场所也是培养道德素质,净化人生观的绝好的空间。政治领袖的几句话不会起任何作用的。要提高一个民族的道德素质,防止过度的世俗化,政治说教不如扩大人们生活世界中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是其利之三。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制定《宗教团体法》,要求每一个宗教都由一个宗教团体来统一管理。当时的日本处于战时,国内的团结优先于一切。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府非常警惕英美两国的势力通过差会和教会渗透国内。
  50年代中国也处于战时,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惧怕国外势力,尤其是“美帝”势力的渗透。自然他们的宗教政策也跟30年代日本有相似之处:允许“五大宗教”拥有一个“爱国宗教团体”,运用“党统战部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爱国宗教团体”的一条龙对口关系来彻底管理中国国内的宗教活动。问题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初期还恢复50年代的宗教管理制度,在和平的时代中仍延用了这种体制。因为他们(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还是怕宗教的渗透会导致“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
  但这是“凯撒”对“神”的过度干预。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应该相信国内宗教人士的良知。比如在中国天主教教会中,大部分所谓“官方教会”的神职人员都对罗马教宗忠贞,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可是他们都明白神归神的道理,所以见不到“外国势力对教会的渗透”左右中国政治的任何一面。
  还有,2005年三位中国基督教家庭集会领袖访问白宫时,他们向布什总统投诉了中国的宗教政策。而有不少家庭集会的领袖日后批评过他们三位的行为。那些批评者认为中国教会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内部解决,不至于“上访”华盛顿。而且这种举动容易导致信仰的政治化,这不利于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也违背耶稣说的“神归神”的原则。我也常目击中国家庭教会的人们为党和政府的领袖们祷告。
  达赖也应该配合中方。中方怕的是他用自己对僧人的影响力继续政治活动,这也是中方不敢放弃当今宗教管理制度的原因之一。达赖一日不放弃政治自治的要求,就无法解除中方对“西藏版颜色革命”的担忧。这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中国政府松缓对宗教的管理,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结果,如:膜拜教团的产生、部分宗教势力和三股势力的勾结等。但这些负面现象可以用刑事程序来遏制,不一定要用宗教管理制度来预防。推行信仰自治,利大于弊。只有“神”和“凯撒”先划清界限,然后配合合作,才能实现更好的治理。
  
作者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教授

国家是党的奴隶,人民是党的人质,流氓是国家的主人

文/达瓦慈仁
党的利益被人的利益重,党的权利被人民的权利大,党的财富被国家的财富多 。
西藏人权的发言人唯色说 : “我也仿效之,在这里重点呼吁:请以人权的名义,释放所有因言获罪、所有因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维权而被关押和迫害的藏人,比如2005年因撰写《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及有关西藏历史地理的新书,而被判刑十年半的作家卓玛加;2007年8月1日因公开呼吁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被捕判刑的理塘牧民荣杰阿扎;2008年3月因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向外界传达藏人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看法,而被捕至今无下落的当知项欠;2008年4月因通过电子邮件传递藏地局势的讯息而被判刑五年的龙真旺姆;等等。而今年,又有多名藏人作家因撰文揭示真相而被抓捕,他们是更嘎仓央、贡却才培、卓日•次成等。而我在此列出的因言获罪的藏人名字很少、很少,事实上这个名单可以罗列很长、很长。 早在前年,就荣杰阿扎仅仅因为公开发表几分钟的言论表达,便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甚至被定性为重大政治事件而入狱,我在自由亚洲的节目中评述说,因所谓“政治问题”入狱的藏人,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涉及面来说,在西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半个世纪这么众多,这么广泛,这么无休无止;被判刑的藏人填满了全藏各地不断兴建的牢房……至于被激怒的当局所做出的强硬反应,表面上看似有效,但决不会长久,涌动的暗流总有一天会冲破阻碍自由的堤防。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去年乃至最近发生在多卫康藏地的抗议事件是如此频仍,证明了西藏的人权状况其实十分严峻,根本不是各级官员们厚颜所言的“当前是西藏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否则怎么可能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天怒人怨呢?”中国的兰州近来有一个新的职业非常流行,是一个不公开的公开秘密。叫做:摸吧。进了摸吧在酒吧买上三瓶啤酒,就可以被一个女郎引入一个大的被遮盖的严严实实的黑大厅里。里面有男男女女不计其数。给十元人民币,那里都可以摸,真的到了一个圈牲口的饲养地。这样的在欧美一般正常人很难看的得到,除非是流氓聚集。而今天大庭广众娱乐的酒吧,成了流氓聚集的地方。如果不是流氓在管理,那有这样卑鄙下流的地方?众所周知,在中国,只要说共产党好,牲口都可以当人。可是,只要说共产党的不对,人也就被他们折磨成了牲口。因为,党的利益被人的利益重,党的权利被人民的权利大,党的财富被国家的财富多。一句话,国家就是党的奴隶。流氓就是国家的主人。

2009年5月20日星期三

達賴喇嘛尊者:終結暴力才是正道




『国际西藏邮报2009年4月27日达兰萨 拉报导』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当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演讲时,戴着加州金熊队的遮阳帽,周日并围着围裙在旧金山供食厨房里,为大家服务供餐。诺贝尔的桂冠是,全球为他对于和平的承诺与努力不懈的加冕,以及为了使人类获得更好生存条件而努力奉献的称扬。如同他为数千人的演说,总是以清亮的笑声与 声调,调伏了来会见他并听他说话人们的心。 潘乔,从慈心非暴力教育中心来的一名部落客,告诉西藏邮报记者说,“我最喜爱引用的话语是:'放下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武装',他还说'确保和平未来的最佳途径,就是如同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一般,珍爱彼此。”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的行程,以奉献与慈悲为主题,温暖了人们的心。 潘乔,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在柏克莱接下来的活动,因为考虑了他人的利益,他说: “我把我的票给了出去,这样,另个人便可以感受到尊者的慈爱,但我听说他明确主张废除核子武器,而且如同往常一样,以他的幽默、慈悲和善良,让全场的观众陶醉不已。” 沙 迦汉,柏克莱本科生,也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但谈到尊者传达给观众的讯息说, “他谈到有关于个人内在培养与发展慈悲的想法,和如何扩及于众人,和平便可能扩及全世界,实际上是相当可行的。他谈到如何生活的更为平和宁静,以及如何在现实中更为满足。所以尊者提到解除这个世界的武装的必要性,终结暴力才是正道,以及我们这一代该承担起的责任,以确保世界公民幸福的未来。当询问尊者对大 学毕业生的建议时,他说,在生命的各个面向,应该总是怀着最好的希望,但做最坏的打算。他还补充说,生命真的不容易,所以不应该自我欺骗。 ” 4月26日,周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100名无家可归的人们,服务供餐,他说:“我真的很高兴有机会来访问大家,我们的生活依赖于他人。我也是,我的生活依赖于他人。你们仍然存在于人类社会中,是人群里的一份子,请感到高兴和尊严。 ” 尊者将于本月30日,前往波士顿进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吉列体育场的访问行程。 国际西藏邮报记者哈特新闻报导